网络上曾经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姑娘跟着姑姑去放生，小乌龟们好像通人性一样，放进江里又游回来，反反复复不愿意离开，一直趴在石头上看着，于是很多人感慨动物都有一颗感恩的心。然而一切都在一个回复中归于沉寂----你把陆龟甩进水里，它不爬回来就要死！
所以说，通过表象归纳出来的结论往往与真相相去甚远，甚至是南辕北辙。如今西媒对中国政坛正在产生一种判断：总理李克强正在被强势习近平边缘化。得出这样结论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迹象：主抓经济的李克强未在三中报告起草小组之列；十八大后李力推的新型城镇化日渐沉寂；近期习近平更是在经济方面频频发声，并撇开李克强于7月8日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等等。与胡温时期在经济领域胡锦涛充分放权温家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西方机构提出的、曾经喧嚣一时的“克强经济学”也鲜有人提及了。
习虚李实相得益彰
习近平作为一个强势国家领导人已经无需再论，在《正在唤醒中国的习近平》中也明确指出：在这样一个破旧立新、时代交替的“艰难时刻”，中国需要一个魄力与使命感并存、坚毅与睿智兼具的新政治领袖式人物的出现，引领这个曾经几度辉煌的东方之国，在历史的又一个转折关口走向自己新的梦想。
但是李克强是否真的已经被边缘化了呢？孤立的看，李克强力推的新型城镇化概念确实有“虎头蛇尾”之嫌，鲜见李本人对此如十八大之后那样掷地有声的新型城镇化言论。但据此就得出“随着习近平的强势介入经济改革，李克强力主的新型城镇化项目已经被事实上放弃了”的结论却显得管中窥豹，事实上中共围绕新型城镇化的布局脚步从未停止。在强势习近平的带领下，如果说掀翻周永康用的是“剪裙边”的方式----通过对外围人员的层层调查，最终让大老虎无处遁形。那么中共在布局新型城镇化时则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层层推进的外围“清障”安排，最终实现水到渠成的目标。
作为拉动下一个三十年的大规划，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是简单的农民上楼或者农民进城那么简单，唯有摒弃大跃进心态，使得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三者协同推进，方能避免因跑偏而演变成民生浩劫。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是十八大之后关于推进城镇化试点落地的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隐患：各地的试点往往把焦点对准了农民手中的土地。这种短视的中国式圈地运动，既可能导致社会公共财富分配失衡，更有可能在未来因为缺乏产业配套而大面积诞生“中国式贫民窟”，“社会公平正义”显然就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淡化孤立的城镇化概念被提上了日程，通过强化改革精神层面的共识来带动实际政策的落地成为了中共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基本路线，此时，经济改革领域的“习虚李实”也被更加深刻的体现了出来。习近平犹如改革的精神导师一般，继续务虚，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层面的重点放在了确立方向和提高党内及社会共识层面上，如在经济性质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表示：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结合点，在转方式、调结构、保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实际上，习近平在经济领域的频频发声，不仅不是对李克强经济工作的“越俎代庖”，反而常常是利用其在党和国家层面的影响力为李克强推动经济改革工作背书。正是因为有了习近平的力挺，李克强才能够让金融扶持三农、小微企业、户籍改革、棚户区改造等为推进城镇化创造基础条件的定向经济刺激政策迅速落实，一改“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旧局面。
误判中国的西方式固执
实际上，误判中国政局和经济已经成为西方的常态，尤其是经济发展领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的理解，在西方经济学占据现代经济治理主流地位的今天，焦点往往被想当然的放在了市场经济上，而对三中全会的解读也更多侧重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可谓选择其能理解的部分形成整体性结论是最常见的西方式预判中国的方法。
甚至在国内，中国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方向后，与西方经济理论接轨发展经济与改革开放之间被很多人简单的划上了等号，中国实际上一直在奉行的政治经济学已经鲜有人愿意提及了，或者被认为是落伍的、不正确的，完全无视两者在中国实际上处于融合与演进的状态，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这显然不是立志于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问题”的习近平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在上任伊始即表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强调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强调，其内在都着重于强调“道路自信”，因此，只有理解了政治经济学，才能读懂中国目前的新局面，而这也是习近平努力要在党内和社会层面达成的理论共识，充分体现理论自信的内涵。
在习近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观中，清晰的表明了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统领的六大分目标之一（其余五个为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小组不等于深化经济改革小组，发展经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只是深化改革的中心之一。三中全会确立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基调是在经济领域中贯彻和强化政治经济学思维的最直接体现：经济发展的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并重。简而言之，在目前，深化改革的发展经济部分，同样需要在“党内推动，政府执行”这一基本原则下推进。李克强的推动的简政放权是深化改革梳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环节，而习近平的经济发展论述是理论层面对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升华，是为了更好的指导推进经济改革工作，无所谓“削权”。是与习近平“要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的一脉相承。
可以说，在中国政治体制生态下，如果没有党内认识统一度的提高，李克强着力推进的手术刀式定向调控和定向刺激就难以成行，也就不可能在一季度经济陷入低谷时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近期屡屡被提及的经济增速7.5%，以及习近平关于“我国发展必须保持一定速度，不然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依然是对李克强在执行环节定下的“经济下限、通胀上限”思维在政治层面的力挺。
作为一个助手、执行者，李克强已充分体现了其专业和坚韧。即使面对一季度经济增速下滑，依然保持冷静，与其前任匆忙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同，坚持符合经济发展方向的定向精雕细琢：既稳步推进调结构，又通过定向刺激稳定经济增速。这一点在近期GDP数据、PMI数据上的复苏体现的淋漓尽致，“新常态”下的GDP增长朝着既健康又注重社会效益的方向前进。
中国经济的好转也让前期预测看空中国的西方机构和媒体的预言落空。实际上，当理论层面的高屋建瓴与执行层面的专业稳健被混为一谈的时候、当西方政府职能被简单套用在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判断必然陷入混乱，屡屡误判也就不令人意外。理论与执行本身就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双方。
经济理论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虽然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发展理论层面的成绩却显得非常苍白，尤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停滞，这与多年来奉行的唯GDP论是分不开的，也直接导致了在相关领域出现问题时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经济增速与调结构的矛盾、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等等，都需要用完善而统一理论工具作为指导。又如在面临西方发展中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时，中国如何用创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理论来克服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突破西方经济学理论形成的惯性思维桎梏，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目前，习近平致力于推进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就要突破理论困局，适合未来长期发展的经济理论现代化是重要环节，涵盖经济管理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等多重理论，其核心在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市场经济的有机平衡。简单量化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不能胜任这一点，传统的、僵化的政治经济学亦不能胜任。新的理论必须既要体现发展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平衡，又要解决人均与分配相对公平的平衡；既要追求发展又要完成“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目标。新的理论体系既要体现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又要摘掉有色眼镜而兼容并蓄，以“二元统一”的发展思维去冲击和改变西方式“二元对立”发展局限。西方的发展历史证明了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领域的有效性，但屡屡因市场失灵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印证了市场不是万能的。与西方相反，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印证了政府统筹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但也印证了因过度干预导致市场无法发挥效率而导致整个经济发展效率低下的缺陷。而在两种模式的反思过程中，“人”成了最大的问题：量化经济学和过度统筹都难以量化“人性”，都没有真正体现所谓的“人本”思维，这应该是新的中国式发展理论的努力方向，但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中国目前面临着改变这种过于绝对的二元对立发展观的良机。现在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后发优势让中国有了改变西方理论一家独大现状，重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机遇：重构“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关系、定义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二者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只要目标统一，二者完全能够做到兼容并蓄，即实现人本与效率的二元统一。
实现这一点，需要理论层面的开拓创新和执行层面的落实与反馈，虚实结合方能取得突破。而这个机遇与挑战落在了这一届领导人的身上，尤其是习近平，闯过这一关，则将获得比肩毛邓的历史地位。稳健、专业、精雕细琢的李克强将是其最有力的助手，犹如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辅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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