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千百年来文化积淀而成的优秀典范。近年来备受重视的非遗也并非完全无忧无虑，一方面老字号品牌商品价值凸显后引发的权属争端不断，另一方面一些市场并不看好的非遗项目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
参与非遗文化的儿童们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部门发挥着组织作用，大量的建设非遗文化展示馆，在展示的过程中，大量的运用传统实物展陈的方式去展示。在这方面政府的初衷是正确的，但是在展示的形式上还有不足之处。上海易道展示公司认为非遗文化展示馆想把祖先的文化展示给当代人看，需要了解当代人的心理学和当今的展示主题方式，需要一个很细致的展示主题研究。
泥人张”彩塑是天津响当当的一张文化名片。然而在天津当地，据新华社介绍，一公一私两个“泥人张”之间却由于商标归属，有着20多年的争议。今年36岁的张宇是“泥人张”第六代家族传人，他向记者讲述了公私两个“泥人张”之间的纠葛。1958年天津市成立了由“泥人张”创始人张明山后代参与的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培养新一代家族传人及非张氏“泥人张”彩塑艺术传人。但随着张家后人从工作室退休，工作室将“泥人张”申请注册商标，独立拥有，并与家族传人在市场上竞争。天津市高院1998年二审判决，彩塑工作室和张明山后代中从事泥人张彩塑创作的均为“泥人张”无形资产共有人，非经全体共有人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然而在法院判决“泥人张”名称使用权归双方共有后，双方各立门户，互相竞争。工作室所持有的商标也并未按判决申请撤销，家族传人由于没有商标反而成了“黑户”。“泥人张”的例子并非个案，随着老字号的市场价值被发掘出来，围绕其产生的权属争议也越来越多。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王伟凯认为，“泥人张”的命运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在商业大潮冲击下演变的一个缩影。中国很多民间艺术尽管长期作为非遗出现，但却缺少产品品牌，为日后的品牌之争埋下了隐患。
与非遗权属纠葛不同，更多的非遗却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节奏，正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其当下突出的困境表现为后继乏人。今年57岁的陕北说书传承人韩应莲是国家级传承人。“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听说书的不多，学起来比较难，年轻人也吃不了这苦头，观众和徒弟都不好找。”国家对非遗很重视，陕北说书的不少段子已经整理成文集和音乐，开设培训班也有专门的场地。由于集市和农村红白喜事对说书仍有需求，说书剧团完全能够自负盈亏。不过即便如此，招徒弟仍旧不是件容易的事。
文化基因和自然基因是有相似性的，都是可以通过传承来延续的，而且带有某种稳定性，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产生变异。但自然基因和文化基因也有不同之处，生物基因是线性传播的，而文化基因是可以非线性传播的，可以跨越很长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去传播，这是文化基因的好处，但同时也让其更加脆弱。文化基因的消失可能在你的眼前就会发生。对于天津杨柳青年画来说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尽管杨柳青年画是以群体的面貌出现，但由于技法高超，作品别具一格，标有“霍庆有版绘”的彩绘年画，在天津地区乃至全国独一无二。霍庆有本人对“接班人”的问题最放不下心，他说：“儿子也能跟我学了，可找个徒弟却不容易。外边的世界诱惑太多，再加上这门手艺收入不高、比较单调，年轻人很难静下心来。”
“少一个传承人就可能失传一样手艺。”延安文广新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尚鹏浩感慨，非遗保护要跟老艺人减少赛跑，仅去年当地剪纸、腰鼓、民歌领域的多位国家级传承人就去世了。他也表示，有些确已不适应现代社会，例如农耕中的技艺、农民地头下的游戏棋，专门找人来传承又有些不现实。
“从‘泥人张’的例子看，非遗传承首先要尊重既有传承，尊重版权，尊重市场规律。”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教授唐锡光说。他还建议，当一门非遗表现出不适应市场，或者有序地传承关系出现变动存在难以传承风险时，政府才应以托底的面貌出现，给予抢救性保护。对于一些缺少实用性或当代传承性的传统技艺走向衰落，专家认为应通过普查有针对性地了解其面临的困难，探索在新条件下的发展。对于确实难以为继的，应尽快开展抢救性发掘纪录，留下尽可能多的影像、文字资料，妥善保管、展示。为此为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永远的守护神。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