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无完卵。经历数次反腐冲击波，一如去年中石油“一夜变天”那样，山西政坛也遭遇“血洗”。7名省部级高官（含5名省委常委）落马，省委书记袁纯清也因此难逃失察之罪被火速调离，由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换防”。至今山西常委缺员4人，省政府更是缺员5人，运作因之难以为继，恐怕唯有薄案之后的重庆政坛堪与之相比。至此，几乎无一人再怀疑背后若隐若现的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的存在。
王儒林空降山西
“天要平，杀老明；天要安，杀索三。”这是清朝康熙年间流传于北京的一首歌谣。彼时，康熙帝麾下的两大权臣----纳兰明珠与索额图各自纠集党羽、卖官鬻爵，双方缠斗多年。其中，索额图本为皇亲国戚，在“九子夺嫡”中纠集党羽投注太子“动摇国本”，最后被处死，其同党多被杀、被拘禁、被流放。实际上，若纳兰明珠与索额图党争者，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不胜枚举。不唯于此，即便是中共亦曾对党内“派系”文化、山头主义极为警觉。当下对中共贪腐窝案乃至政治派系追根溯源，无不具有深刻的根源。
自东汉末年党锢之乱，及至唐代著名的牛李朋党之争、北宋绵延数朝的新旧党争、明末的东林党之争，号称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最为著名的四大朋党案。每方的“失势”都伴随着大规模的人事大清洗运动，就如上文所提及的索额图党。
诚然，党争并非全无是非曲直。宋仁宗时，范仲淹、欧阳修等因议论朝政、反对吕夷简要废郭皇后之议，被诬为朋党而遭贬谪。欧阳修曾作《朋党论》辩别“朋党”之诬，力证所谓朋党并非全以“利”交，如果以国家社稷计，君子相交反而有益于国事，称“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假如说新旧党争初始尚局限于政见不同的话，那么随后双方的互相倾轧则彻底转变为“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有蜕变为利益集团的争名逐利之嫌。也正是因朋党多互相倾轧、争权夺势、权力近亲繁殖……成为祸国殃民、动摇国本的重要因素。于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君主对党争怀有深刻的戒备之心，一旦官员遭弹劾涉及结党营私，便多列为重罪惩处。
鉴于以地方割据起家，中共对党内派系之争亦甚为忌惮，并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从当年的十次路线斗争，到延安整风，都无一不带有类似的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用意。延安整风后期，反对山头主义被提出。毛泽东认为各个“山头”在长期斗争中形成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上下级关系，拿到全局的方位来看，也有不利的一面，即影响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动不动讲“他们”、“你们”；只认老上级，不认新上级；只关心老部下，对新部下不亲切。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会形成自由主义。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包庇袒护，以感情代替原则，严重者会发展成宗派主义。中共建政后，“五马进京”被视为明显的破除地方派系势力的动作，高饶反党集团案、反黑线运动等一系列政治动作，从来都不只是针对个人的。
所以说，古往今来，朋党之争犹如中国的特色文化连绵不绝。“煤老板”在商界的摸爬滚打竟继而揭开惊天大案，山西政坛强震不断甚至还波及中央高层，将传闻中的所谓“西山会”坐实。可以想见，山西绝非第一个也绝非最后一个互联互保的利益集团，这似乎继承了中国历史特点鲜明的朋党。他们或以利交，或以同门、同籍、同年等各种因素为纽带，逐渐形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互联互保，朝野互通，政商互补。
那么，反思中国党争文化绵延不绝，其深刻的根源究竟为何呢？首先，中国浓厚的宗族人情文化。中国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形成浓厚的地缘亲缘色彩，一声“乡党”可以作为通行证，无论在商界还是宦海沉浮，都有其特定的难以忽视的优势。当然，这种宗族人情文化又不局限于地缘亲缘纽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又有不同的内容。在中国的封建时期，可能地缘因素发挥重要作用，而随着之后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则可能更多的是同门、共同经历等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中共此次的反腐浪潮，四川仕途的交集，石油系利益的盘根错节，都成为一干人马被查的内在逻辑。而也许更具有标本意义的山西官场窝案，则似乎在全面揭开一个内里乾坤复杂的以地缘结交的庞大利益群体。截至目前，已经很难相信接连落马的4名省委常委以及为数更多的政商界震动，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著名媒体人罗昌平所提及的“西山会”即便不是一个定型的紧密同盟，也可能是具有某种共生关系的派系雏形。
更进一步而言，相对于西方的议会政治党争，中国的非民主政治传统意味着各种政治势力不可避免地要转入地下运作，以实现本集团、本阶级的利益诉求，甚至通过暗箱操作扩充实力。这就是1966年8月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引述陈独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原因。周永康被诸多媒体定义为中共建政以来的最大贪腐利益集团。自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至今，其所营造的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囊括四川帮、石油系、政法系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帝国。从组织形式看，或互相提携如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之升迁，或权钱通融如中石油大举进军四川等地产项目等，分工协作密不透风触目惊心。
而从根本意义说，派系文化猖獗的背后则是人治思维的盛行。人治思维导致权力不透明，缺乏有效的监督，如此便为权力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留下了相当的发挥空间。周永康案之后，中共官方喉舌曾严词切责当今官场弥漫着封建人身依附的气息，有领导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堂而皇之将下级视为家臣、仆人，而下级亦以知遇之恩投报上级，只知有上级而不知有国家。以此而论，在薄熙来、谷开来事件中，王立军以及张晓军如此；而在周永康案中，中石油总经理李华林当年赴美照顾周永康之子周滨起居，也不外如是。当今，中共反腐也被一例冠以党争权斗的帽子，本身便反映了派系党争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空降”等人事大调整手段，犹如尖兵突击楔入利益集团壁垒，但此种种手段毕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应急手段，将权力透明化与权力的有效约束和常态监督发挥到极致，方能产生破题之效。今时今日所谓力推有限政府、强化“党鞭”职能，乃至以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改造中共，可望成为根本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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