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场，士大夫结党是常事，发生朋党之争也是常事。虽然欧阳修做《朋党论》，认为只要禁绝小人，君子结党也会天下治矣。实际上无论欧阳修如何解释，朋党之争中的清浊是非之分渐少，更多的是置国家社会利益于不顾的互相攻讦。或许这些士大夫结党要的是皇权永固，朝政清明，但他们也是一个“排外意识”很强烈的集团。尤其是与各种利益搅和在一起时，朋党之争也就日趋激烈，而朝政也日渐脱离正轨，走上邪途。尽管最高统治者也可能采取严厉措施以铲除朋党，可惜古代王朝本身就要依靠这些士大夫来统治，朋党之争不可禁绝，最终为王朝的终结埋下伏笔。
王安石与司马光开启北宋党争之祸，图为王安石纪念馆中的王安石像
鲁定公14年（公元前496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第7日就把少正卯以“君子之诛”杀死在两观的东观之下，曝尸3日。孔丘回答子贡等弟子的疑问时说：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一身兼有“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种恶劣品性，有着惑众造反的能力，和历史上被杀的华士等人是“异世同心”，不可不杀。
孔子诛少正卯本是疑案，是否有此事已难以考证。其实是真是假并不重要，纵观历史，诸如少正卯这样不过是触及孔子利益便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诛杀者数不胜数，而这也被冠以大义之名。
当然，历朝历代也不少很多饱读诗书、浸淫于儒家政治伦理的士大夫，他们真的是一心为国，虽九死其尤未悔，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就是典型。
东汉桓帝、灵帝时，当权者分为宦官、外戚两派，交替专权。宦官党有侯览、曹节、王甫等，他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如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而外戚一族虽然也把持朝政，不过窦太后一族比较清正，因此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力图通过清议，反对宦官专权，挽救危机四伏的东汉统治。清议之风的盛行，造成很大的舆论影响，但这无法对宦官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在桓帝死后，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准备一举消灭宦官却被对手先发制人，宦官曹节等发动宫廷政变，劫持窦太后、挟制灵帝，窦武兵败自杀，陈蕃也被捕死于狱中。公卿百官中受陈、窦举荐的全部免官禁锢。在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党锢之祸将清正的官员屠戮殆尽，宦官为所欲为，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与东汉党锢之祸不同，唐代的牛李党争的根本是对晚唐局势政见不同，同时也包括对礼法﹑门风等文化传统的态度之异。由于双方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牛党是新兴的庶族地主，而李党则是没落的门阀世族，双方没有想过修好，而是互结羽翼，然后在政见上相互拆台，最终各自形成朋党互相攻击。
唐文宗对此无可奈何，《新唐书•李宗闵传》记载李德裕与李宗闵同入相时，文宗问李德裕“而知朝廷有朋党乎”，李德裕的答复是“今中朝半为党人”。文宗若想解除党争，怕是要去掉一半官员，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有“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的感慨。
唐文宗的无奈背后还有宦官的阴影，无论牛李，都处于宦官的控制下，宦官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正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牛李两党背后都有宦官在支持。宦官专政是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牛僧孺、李逢吉就因得到宦官王守澄的支持，才战胜了裴度和李德裕。李德裕为夺回失去的权势，也在藩镇上巴结、重贿宦官才得以再回长安。
宦官专政再加上牛李两党毫无顾忌的倾轧，最终造成国力损伤，人才压抑，王朝的统治在党争过程中逐渐衰落。
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可惜他本人都未能做到“以史为镜”，晚唐的牛李之争影响了唐朝兴衰，他不但不以次未鉴，反而成为新旧党争中的重要一员。可见是非清浊不及意气及权位之争。
新旧党争是北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新政虽切中时弊，然朝中守旧大臣极力反对，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引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与新旧党人不问实事只看派别不同，苏轼不能容于新党却认为新法有好的一面不可尽废，看到旧党得势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又得罪旧党，只能自求外调。如果说北宋的新旧党争还能容下个第三党派苏轼，明末的党争连这一点温情都没有了，只剩非友即敌、非黑即白的二分法。
明代自万历中叶以来，也是党争不断。东林党与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互相倾轧，终于导致天启年间阉党专政的局面。东林党因为反对阉党素享清名，在其兴起之时，确实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希望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国家兴亡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们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以及意气用事，挑起了晚明剧烈的党争。党争不仅限于东林于阉党的斗争，各个朋党派系之间也相互诋毁，齐党、楚党、浙党原本可与东林党联合起来共议国事，结果都被东林推到阉党怀里。
东林党人不仅不懂团结更不懂斗争方法，如在魏忠贤得势时，杨涟的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奏疏、左光斗的劾魏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二斩罪的奏章不停的往上递，这种行为固然可歌可泣，但他们与掌握着生杀大权的魏忠贤彻底决裂，连鱼死网破都做不到。虽然结局看起来是光明的，魏忠贤还是倒掉了，但东林与阉党的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是两败俱伤，大明王朝为此伤了元气，很难再复原。在随之而来的闯王进京、清兵入关中，明朝几已无人可用，只能退避南京。
其时明朝仍然控制着主要的生产力区域，从山西，湖南，山东以南的大面积区域。当权的东林党如果以大局为重，那么应速立福王以安人心，以拥立之功把握实权，作为施展抱负的资本。东林一脉却担心福王即位，翻起当年神宗旧案，迟疑不立，被军阀抢先一步拥立福王，导致大权被分。如果东林党能放下门户之见，与马士英等人合作，对局势大大有益，却未想东林党人腐偏狭隘之极，到此时仍固于党派之见，将党派之争放在国家存亡之前，南明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古代中国朋党之争，最大的诟病是认“奴”不认“才”。腐败透顶的晚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亦与党争有关。
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湘淮两党，在外敌压境之时战争不止，天公重抖擞降下了人才又如何，非我一派一概不用。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重用的两个将帅----海军统帅丁汝昌、陆军统帅叶志超皆属无能之辈。丁汝昌在水师提督这个位置上，只确保了一项基本原则：唯李鸿章马首是瞻。把北洋水师打造成“李家军”，这个丁汝昌确实做到了，至于其驾驭海战的能量，却差在千里之外。丁汝昌虽为李鸿章器重的干将，但既非经天纬地之才，也非与世界接轨的新一代将官，既不是海军科班出身，也没有正规海上训练，只剩在对李鸿章言听计从。叶志超亦是如此，或者更加不堪。叶志超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无声望，但同样是因为出身“淮系”，所以被李鸿章视为嫡系。不断地委“小才”以“大用”。李鸿章虽然得到了“李家军”，将海军大权与陆军大权掌握在手中，可是他又得到了什么？丁汝昌导致甲午海战失败，最后吞毒自杀；叶志超在平壤之战的紧急关头弃城逃走，彻底葬送了朝鲜与东北全境。清朝末年虽国家羸弱、积重难返，湘淮两党之争则是加速了清朝的灭亡的命运，若不是选人失误，甲午海战或可一图，李鸿章也不用签署那让他视为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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