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可怕的处死视频，我的感觉和911发生之后差不多。野蛮是为了激起愤怒，也确实达到了目的。2001年9月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在为新闻周刊所写的那篇文章当中，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当时也触动了很多读者。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想看看其中正确的地方、不对的地方，还有就是总结过去13年来的经验教训。
不只是基地组织。开始我就指出，伊斯兰恐怖主义不是少数虚无主义者的孤立行为。后面有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因素，与恐怖主义串通一气，或者至少不愿意与其斗争。这方面虽然已有所改变，但还远远不够。
这不是伊斯兰问题，而是阿拉伯问题。21世纪最初几年，印尼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因为911之后那里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但过去十年，圣战甚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印尼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其人口比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利比亚等海湾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大），干得并不怎么样。再看看印度，扎瓦西里的老窝就设在隔壁巴基斯坦，但1.65亿穆斯林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基地组织成员。扎瓦西里公布的一个大胆计划，就是尝试招募印度穆斯林，不过我怀疑它会以失败而告终。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腐败是个问题。当年我那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阿拉伯世界产生宗教狂热以及圣战的原因是政治停滞。到2001年，几乎世界每个地区都能看到政治上的显著进步----东欧、亚洲、拉美甚至非洲都举行了许多自由公平的选举。但阿拉伯世界依然是沙漠一片。与1951年相比，2001年大多数阿拉伯人的自由不增反减。
生活中有一个方面是阿拉伯独裁者所不能禁止的，那就是宗教，所以伊斯兰教就成了政治反对派的语言。随着阿拉伯世界的西化，这些世俗独裁者们开始节节败退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原教旨主义者告诉人们，“伊斯兰教才是答案。”
阿拉伯世界落入了独裁者----如穆巴拉克，和极端反对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如基地组织手中。政权越极端，反对也更猛烈。这一毒瘤比我曾意识到的更深重，也更具破坏性。尽管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被推翻，尽管又发生了“阿拉伯之春”，独裁者和圣战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并未中断。
看看叙利亚，事实上直到最近，巴沙尔·阿萨德一直在帮助伊斯兰国，从他们那里购买石油、天然气，在他们与自由叙利亚军对抗时炮轰后者。阿萨德在玩老独裁者的游戏，让他的人民做出严峻的选择----要么是我，要么是伊斯兰国。许多叙利亚人（例如少数基督教群体）选择了他。
最大的挫败发生在埃及，非暴力伊斯兰运动组织上台，但很快因为越轨而失去机遇。但军队并不乐意坐等穆斯林兄弟会在选举中失败，用武力取而代之，重回权力中心。埃及现在是一个比穆巴拉克统治下更残酷的警察国家。穆斯林兄弟会被取缔，成员或被杀害，或被监禁，其余的被迫转入地下。我们只好希望，十年后不必讨论另一个“伊斯兰国”为何在埃及兴起。我13年前的那篇文章中缺了什么？是这些国家的脆弱性。我没有意识到，如果独裁政权动摇，国家体系（state）可能会崩溃，体系之下没有公民社会----事实上连民族国家（nation）都没有。一旦中东地区为混乱所主宰，人们就不会再追寻国家认同----伊拉克、叙利亚，取而代之的是更老的一套逻辑：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阿拉伯人。
我应当多关注自己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塞缪尔·亨廷顿，他曾经解释说，美国从来不会意识到，在发展中世界，问题的关键不是政府统治的形式----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独裁----而是政府统治的程度（degree of government）。这些时日我们从利比亚到伊拉克到叙利亚，看到的恰恰是政府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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