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夫人卓琳原名浦琼英。多年来，许多人并不了解她与云南名绅、北伐军少将和著名实业家浦在廷的家庭关系。1993年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记述了母亲卓琳出生于“著名实业家”家庭。从此，邓小平岳父浦在廷的身份简要地凸现出来。
1939年9月，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婚。这是婚后回到太行山的邓小平和卓琳
浦在廷：大起大落的实业家
明代洪武年间，有一位江南常熟的浦姓人，他本是苏州卫的军校，跟随傅友德南征来到云南。由于他打仗勇猛，战功卓著，被授予武略将军，后来便定居于宣威，这就是宣威浦姓的始祖。
生于晚清同治12年（1873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官名钟杰，字在廷的浦在廷，是浦姓的后人在当地开书馆教学的浦春澜的二儿子。浦春澜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拔贡，亲自教自己的儿子学习，希望他们科举进身。而浦在廷不愿意走科举之路。1887年，浦在廷14岁时向父亲提出参加马帮当赶马人，遭到父亲的严词拒绝。不得已，他几次跟着马帮偷偷地走了，又几次被抓回来。倔强的浦在廷决心赶马帮，闯出自己的事业，最后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儿子的主张。
宣威县的水土和气候适宜腌制火腿，历史上宣威人用独特的技术腌制的火腿，是色、香、味俱佳的上品。但整只火腿携带不便，1909年，浦在廷和陈时铨商量共同投资2万银元在宣威兴办了云南历史上第一家机制罐头厂，名为宣威火腿股份有限公司，浦在廷任总经理，使用双猪牌商标。浦在廷为了学到制作罐头的技术，多次到广州参观、学习，采购设备，回来后亲自安装，亲自把关。由于宣威火腿罐头保持了宣威火腿的特点，质量好，携带方便，很快成为畅销食品，不仅畅销云南，而且远销东南亚。1915年，双猪牌火腿罐头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举获得金奖并赢得“火腿大王”的美称，自此产品供不应求。
为了适应市场需要，1920年，浦在廷等把宣威火腿股份有限公司扩大为宣和火腿罐头有限公司，1921年开办了浦在廷兄弟食品罐头公司。1923年，在广州举办的食品博览会上，双猪牌火腿罐头获得优美奖。孙中山为了表彰浦在廷对革命的支持，对兴办实业的贡献，特意为浦在廷兄弟食品罐头公司题词勉励：“饮和食德”，落款是“孙文题”，并盖有印章。在浦在廷的带动下，宣威县城内先后出现了近百家火腿商家。然而，在乱世中的中国，作为一个商人，要想不和军界发生联系而图谋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道出了乱世之中民族工业的单薄，也道出了浦在廷从军兼商的经历过程。
有资料显示，浦在廷于1916年就涉足军界事务。大约在这一年的元旦，前云南都督、陆军上将蔡锷率军经过宣威，需设宣威兵站筹措后勤给养，当地就推举已任宣威商会会长的浦公为兵站负责人。那段时间，浦公积极筹款派捐，为部队采买粮、布、茶等军需物资。他像处理自己的生意一样，勤政廉明、一丝不苟，深得军队和百姓信赖。
打那以后，宣威兵站几乎成为常设机构，一直为浦公所料理。后来，浦公又与驻防的定时威镇守----即曾与朱德在讲武堂学过军事、并有袍泽之谊的范石生将军结为好友，并在几年的合作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日后范石生拥戴孙中山护驾北伐时，便力劝浦公留在军中，共举大业。面对军阀混战，民族涤新，浦在廷毅然接受了范石生的邀请，他将公司交给兄弟打理后随范东征。
浦在廷多次荣获军功，又将自己的生意发展到了全国，孰料就在他如日中天之时，一场暴风雨来临。
1924年，孙中山进北京，曾叛变革命的陈炯明在北洋军阀的资助下，乘机反扑，广东政府决定东征讨陈。在此过程中，担任东路军的滇军杨希闵按兵不动，并于1925年4月占领广州。当时，负责军需工作的浦在廷对其有违中山先生意愿的背叛行为极为不满，杨希闵觉察后，马上以“莫须有”的贪污罪名对浦公进行了抓捕和审问。很快，浦公被开除出军队，并被关押起来。许多材料证明，还是范石生解救了浦在廷。不过，也有材料证明，是黄埔军校学生军和范石生等镇压叛乱滇军夺回广州，杨匆忙出征，才使浦在廷幸免横祸。
总之，一场风波虽然有惊无险，但浦在廷入狱时家产被查抄，一夜之间变得赤贫如洗。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浦在廷终于明白了政治的险恶和世事的沧桑。这时，他终于明白与军阀打交道的血腥。于是，他做出了人生的重要决定：解甲归田。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家乡等着浦在廷的一场讼事，好在他已熟知人情事故，破财免灾。当1926年宣威出现饥荒时，浦在廷从越南购米平抑粮价，并设锅熬粥施舍穷人。这样，浦在廷不仅挽回了往日的脸面，也重新获得与命运相争的勇气。在千变万化的20世纪20年代里，浦在廷由平凡到高峰，再从高峰到低谷，继而又把昔日的威望失而复得。这其中有浦公的冒险精神，也有当时一个民族工商业者的必然命运，所幸的是在他拼搏人生之时，一个鲜活的家族正在脱颖而出。
让邓小平感受最多的岳母雷氏
邓小平岳母雷氏，云南宣威人。按婚约，年轻时的她嫁给了宣威火腿实业家浦在廷。后来，浦在廷成为孙中山北伐军滇军军需总局的局长，她也成为少将府的女主人。在浦家，她将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无疑也影响了女儿卓琳，并通过女儿将她的母爱深情转达给了邓小平。
雷氏文化程度不高，却深知“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她宽于待人、严于教子，恪守妇道，自己常把“忍字高，忍字高，忍字比天高”挂在嘴边，并以此作为人生哲学。
1925年，当雷氏带着女儿浦琼英（也就是后来的卓琳）出现在革命大本营广州时，这是她一生最远的一次旅行。当时，雷氏一头素发，穿着当时中国女性时髦的对襟衫，迈着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既美丽又普通。后来，她以她的善良和勤劳受到大家的高度评价。雷氏为浦公生了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并亲手将几个孩子拉扯大。她主管着浦家少将府里各项事务，是浦家的主心骨和顶梁柱。
最让人们感动的是，她到广州后不久，正赶上浦公遭奸人暗算入狱，被抄家。也就是在浦公进入人生低谷之时，她带着长子和幼儿东躲西藏，最后死里逃生，并重回宣威帮助死里逃生的丈夫重振家业。
在浦家，浦公又遇到讼事，她变卖家产和私房为丈夫平息了又一场危机，终于使浦公东山再起。
这份身教是最好的榜样，后人的历史叙述总是对涉及红色婚恋的部分渲染得非常浪漫，但都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当革命超越于婚恋之上的时候，所谓的恋爱、家庭亦不过是依附于革命的附加品。
1939年秋，邓小平经过两次求婚终于得到卓琳的首肯，婚后，两人还来不及熟悉和了解对方，就开始了离散生活。在长期分离的家庭生活中，卓琳虽然有时觉得委屈，但她还是竖起心思去理解和支持他的丈夫邓小平。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解放后的一段落岁月，然后到“文革”，到改革开放，直到丈夫1997年4月逝世，卓琳始终跟着丈夫，经历风雨，不离不弃。卓琳不是也没有离开邓小平的机会，“文革”这场政治风暴的爆发，主要矛头正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人物。那个时候，有好多妻子都跟“走资派”的丈夫划清界限。如果说卓琳顾虑于邓小平被定性为“走资派”之前的地位和荣誉，那么1959年浦安修对丈夫彭德怀提出离婚的做法则可以给她提供榜样和参考。可是卓琳不但没有跟邓小平划清界限甚至提出离婚，反而夫妻患难相随，跟被下放劳动的丈夫一道去了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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