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的汪东兴“辞职”标志着邓小平对华国锋“清君侧”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叶剑英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地位开始被邓小平逐步取代----虽然直到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为止，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仍然还在邓小平之前。但事实上自从1980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华国锋下台之后，叶剑英便自认为他追随共产党一生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使命已告结束。既然党已经不再需要他继续“辅佐弱主”，既然自己已经表示愿意把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位置让给了邓小平，全身而退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本文节选自高新《降服广东帮》一书。
1977年4月28日，邓小平、卓琳夫妇祝贺叶剑英80岁寿辰
辅佐弱主不成叶剑英无功而退
回过头去再说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内幕。之所以说这次中央全会不但是邓小平“思想路线”的胜利，也是邓小平组织路线的胜利，理由就是邓小平通过在思想路线上否定“两个凡是”，使得汪东兴成为这次全会的主要批判对象，并趁机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免去汪东兴同志所有兼职的决定”，将当年毛泽东亲自交到汪东兴手中的中南海警卫和机要大权夺走。
“清君侧”出师告捷，接下来便是汪东兴在中办和中央警卫系统的哼哈二将被迫离开中南海，李鑫被宣布接受内部批判和审查，张耀祠被宣布“调动工作”。
在这次全会上，叶剑英的讲话内容主要是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的问题。叶认为，我国的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文革”更是践踏法制的血的教训。这使我们从反面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制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以任何领导和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至于应该如何加强法制，叶剑英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表示如果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么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他这个人大委员长就没有当好，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这里之所以要特别引述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这些主要讲话内容，是要说明如今为中共政权大力标榜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成绩之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内容，首先应该归功于叶剑英。而叶剑英当时在恢复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的努力，是得到华国锋的大力支持的。至于叶剑英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决策方面----特别是在首倡广东省的对外开放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何都被归功到邓小平头上，后面还会详细介绍。
除了法制和民主方面的内容，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并没有就“两个凡是”问题和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多作表态----至少是中共的公开宣传材料中没有记载叶剑英在这两个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态度。
按照中共公开的党史文献记载，在邓小平等人就“两个凡是”问题对华国锋进行猛烈抨击之后，华国锋先是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随之表示将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可见当时的叶剑英扮演的是华、邓之间的和事佬角色。换句话说，当时的叶剑英即使对华国锋以“两个凡是”为纲的作法也不大以为然，但仍然还是要维护华国锋作为毛接班人的正统领导地位。不过，待一九八零年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把汪东兴赶下台之后，叶剑英对邓小平一步步逼迫华国锋退位的行动，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总之，一九八零年二月的汪东兴“辞职”标志着邓小平对华国锋“清君侧”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叶剑英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地位开始被邓小平逐步取代----虽然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为止，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仍然还在邓小平之前。汪东兴被迫辞职九个月之后，邓小平便迫不及待地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逼迫华国锋宣读了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书面辞呈。
按照中共公开的党史文献的说法，邓小平第一次在会议场合表示自己“不担任党中央主席”，就是在这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其实，一度也曾想与邓小平比个高低的华国锋在汪东兴下台之后即已经彻底认输。但邓小平为了彰显华国锋下台的“合法”，竟还逼迫华国锋在宣读自己的辞职书前先要做一番检讨，以证明他确实是“犯了错误”。
从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对外正式宣布华国锋下台的一九八一年六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之间的七个多月里，华国锋被迫对外继续以党和军的第一把手身份露面，但党的日常领导工作已经交给了胡耀邦，军委领导权更是完全被邓小平抢了过去。 后来的近二十年里，华国锋虽然身背一个中央委员名义却从来不出席会议，身边工作人员被中办安排定期一换。虽然中央对他的经济待遇确实没有减少，但终日在家藉酒浇愁的华国锋随时还是担心邓小平会进一步对他下狠手。以至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中央写一封思想汇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表示“对自己当初的错误又有了新的认识”。
据有关人士说：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听说赵紫阳已经被监禁，华国锋赶快写了一封支持中央“平暴决策”的表态声明。此是题外话。
华国锋下台后，叶剑英辅佐弱主的先帝使命亦告完成。十一届六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成员排名，依序成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叶剑英的名字仍然在邓小平之前。
一九八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序中，仍然是叶剑英居第二，邓小平居第三。但事实上自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华国锋下台之后，叶剑英便自认为他追随共产党一生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使命已告结束。既然党已经不再需要他继续“辅佐弱主”，既然自己已经表示愿意把党内首席政治元老的位置让给了邓小平，全身而退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遭邓小平清理的最后一名叶氏亲信
总之，一九八零年十一月的政治局会议既标志着华国锋政治生涯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叶剑英党内首席元老的地位仅仅是形式而已。一九八一年六月华国锋被正式宣布下台后，中央军委成员及内部分工随之做出重大调整。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前的几个月里，已经宣布在叶剑英养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会会议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后，陈锡联随之大权旁落。但中央正式发出恢复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内部通知，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
在此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继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军委内部的工分仍然是由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重新出山，被恢复党、政、军三项要职之后，他在组织上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要求设立军委秘书长，并提议安排“文革”初即被打倒，邓小平重新出山后还没有被正式平反的罗瑞卿出任这一职务。
正像前文所介绍的那样，在华国锋“擅自”阅兵的问题上，罗瑞卿向邓小平告状，表面上整的是华国锋，实际上也令叶剑英面子上挂不住。此二人历史上有无恩怨暂且不论，仅因为这件事情，叶剑英对罗氏的不满，可想而知。 说来事情凑巧，就在邓小平依重罗瑞卿整顿军队组织系统时，罗氏刚刚协助邓小平处理完阅兵事件后，便因为去西德治腿疾死在了手术台上。于是叶剑英提议让自己喜欢的耿飙出任军委秘书长。邓小平一时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反对，只好暂时委曲求全。这便决定了耿飙成为中央党政军系统中的叶氏亲信中最后一个被邓小平清理出局者。
当年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除了前文介绍过的直接参与抓捕毛夫人及死党的汪东兴、李鑫和张耀祠，关键时刻立下功劳的还应该有耿飙和迟浩田。
当时，叶剑英和华国锋考虑到被毛夫人死党张春桥、姚文元牢牢掌控的文宣阵地至关重要，必须在对毛夫人等采取抓捕行动的同时，把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夺到自己手里。而电台和电视台在这种时候又比报纸更为重要。于时叶剑英想起自己的老部下耿飙，立刻向华国锋保荐。
耿飙对叶剑英的追随主要是从中共建政前夕开始的。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令耿飙被安排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交通处处长，直接接受担任北平军调处中共方面总代表叶剑英的调谴和指挥。
中共建政后，耿飙先是从事政府外交工作，自一九六三年开始担任党的对外联络部部长。
临危受命的时候，耿飙没有半句推辞和犹豫，按照叶剑英的安排，顺利接管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其属下的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当时，耿飙早已经不在军队里担任任何职务，但叶剑英和华国锋委派他前往接管广播、电视系统时，特别安排了北京卫戍区的一部分部队交给耿飙指挥。
接受命令时，有一个小细节很有趣。华国锋非常关切地问耿飙是否需要带枪？耿飙看了看站在他身边的北京卫戍区的一位师长，表示既然已经有支部队让他带着，枪就不需要了，但需要华国锋的一纸手谕。一九七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叶剑英力主保荐的耿飙被安排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亦被定内在次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对叶剑英的这一人选，华国锋当然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这也更使得日后的邓小平一朝权在手，便要千方百计逐耿飙出局。
罗瑞卿不幸在西德去世后，根据叶剑英的提议，耿飙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一月十日被宣布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同年十一月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制度，在中央军委常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会议主持人为耿飙。
在正式对外宣布华国锋下台的一九八一年六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夜，实际上已经主持了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便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军委内部的调整，并特别说明要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再正式对外宣布。调整后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排序是：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排在邓小平后面的四位帅，身体一个不如一个(后来他们中间熬得年头最长者也先于邓小平之前数年辞世)，军委日常工作怎幺可能指望这四位老帅集体主持？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这位军委主席之下，军委秘书长的位置便非同小可。而邓小平当然比局外人更明白这一点，所以赶在自己正式被宣布接替军委主席职务后没有几天，便于当年七月十日正式宣布增补杨尚昆为军委常委，同时亦宣布由杨尚昆接替耿飙的军委秘书长职务。
叶剑英亲信耿飙一度位高权重
杨尚昆取代了耿飙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后，耿飙仍然还是军委常委。但杨尚昆担任军委秘书长三个多月以后，邓小平又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宣布，由杨尚昆取代耿飙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
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一年三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耿飙已经被安排接替了徐向前的国防部长职务。当时，外部评论界曾有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共政权是要恢复“文革”前的国防架构，耿飙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和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数职，再加上一个国防部长，其工作分工和在党、政、军内的职务分布，很有点像一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的彭德怀。
谁知道，邓小平当时建议安排耿飙接替国防部长职务，不但不是要让耿飙成为一九五九年之前的彭德怀，而且是要让国防部彻底成为一个为了应付外事需要不能取消，但与军队实际权毫不沾边的纯摆设性的机构。
安排杨尚昆接替军委秘书长职务时，邓小平的理由是耿飙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防部长，工作重点将主要放在军事外事，以及军队与政府工作协调----诸如复转军人安置等等方面。
无论耿飙当时心里怎幺想，表面上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再者，因为他在建国前夕参与北平军调部工作，以及中共建政之后长期从事政府外交和党际外联工作的经历，邓小平提议安排他主持国防外事工作，理由确实也十分充足。
更令人事先没有想到的是，成功夺走了耿飙军委秘书长职务以后，国防部长的职务邓小平也不愿意让他坐得太久。
一九八二年五月，耿飙的副总理职务被免除，改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当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耿飙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也没有了，代之以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当年十一月，耿飙的国防部长职务被刚刚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职务的张爱萍接替。与此同时，张爱萍又被增补为国务院国务委员，这意味着耿飙的国务委员职务也将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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