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打倒之外，还有四名仗义执言的开国将军被贬，有人至死也没有得到平反。他们是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中将、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在发言人诬陷黄克诚时，钟伟挺身而出反驳，立即遭到“围攻”，但他仍慷慨陈词，直指台上大喊：“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算我一个吧，也把我拉去枪毙吧！”尹家民在《党史博览》2007年第9、第10期撰文《庐山会议后蒙冤的开国四将》详细讲述了他们在庐山会议期间因言获罪内情以及劫后余生。
毛泽东在庐山
两个上将都成了“军事俱乐部”成员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身为中央委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后，便乘飞机离开沈阳，匆匆飞往庐山。
坐在飞机里的邓华心绪并不平静。“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早已让他忧心忡忡。“卫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可老百姓的日子却每况愈下，难道这就是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他开始酝酿着准备在分组会上讲一讲。
可是等到邓华到了庐山，特别是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时毛泽东的一番继续反右的讲话，让他从头凉到脚，最意外的是他所敬重的“彭大将军”竟被定性为十恶不赦的“反党集团的头子”。
从8月3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四人，张闻天和周小舟一组。邓华被分配在批彭那个组。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根本容不得彭德怀申辩。邓华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会议主持者的再三催促和众目睽睽之下，邓华不得不说了几句，但很快就招致一阵指责，说他的发言是“假批判，真保护”，并且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军事俱乐部”成员的首位。
洪学智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一开始，他没有参加7月的庐山会议。7月14日，当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信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要公开批判彭德怀时，中央通知洪学智一定要参加。当时身为总后勤部部长的洪学智正在西藏军区和进藏部队中了解后勤供应的情况，先后去了林芝、山南、亚东和日喀则等地。
洪学智一到庐山，先听了毛泽东的一个讲话录音，内容是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倾”保守。洪学智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他看了彭德怀的信后，总觉得彭德怀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敢讲真话。讲实话，是忧国忧民的表现。比如有人说天津的稻子长得多么多么粗壮，能驮住人；还说一亩地能打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洪学智就感到太夸大了，不可信。洪学智又是性格比较温和的人，不会盲干，虽然觉得彭德怀的信讲了真话，但他并没就此表态，因为他觉得现在不是讲真话的时候，而违心的话他是绝不会说的。但开会的时候，一些人批彭德怀很积极，说“大跃进”怎么怎么好，彭德怀怎么怎么“右倾”，这等于火上浇油，使争论越来越激烈。后来还有人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里通外国”。这一点让洪学智怎么也想不通。他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中央批准的，他又不会说外语，会谈都有翻译在旁边，还有陪同人员，他怎么能‘里通外国’呢。”
就是这几句话，把洪学智送进了“军事俱乐部”。邓华和洪学智两位上将，都是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时的副司令员，按当时的逻辑就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被拽上山的万毅未脱厄运
中央在庐山开会时，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万毅，因忙于工作本不想去庐山。可是7月中旬的一天，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却要拉他去，原因是苏联突然停止了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并且撤走来华的专家，带走原来的图纸，打乱了中国原来的工作部署，宋任穷很着急。万毅也感到事关重大，希望宋任穷直接去庐山，向正在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可宋任穷怕一些具体事情说不清楚，便把万毅硬拽上了庐山。不料这一拽，让万毅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万毅和宋任穷于7月15日乘飞机到九江，然后转车上庐山。他俩先向聂荣臻汇报了有关苏联停止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的情况，然后又和聂荣臻一起到彭德怀那里，再谈这件事。由于在前一天，即7月14日，彭德怀刚刚给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信，所以，在谈完有关核工业图纸资料的事后，彭德怀很自然地谈起了他写信的事，讲了他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万毅听后认为彭德怀的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也一起议论，说了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口号是唯心主义的嘛！”这句话后来被印在了会议文件中。
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决定会议讨论时间延长，同时向庐山“调兵”，宋任穷和万毅也被留在了庐山。宋任穷分在第一组，万毅分在第六组。
7月17日，万毅参加小组会的第一天讨论。这天，会议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万毅刚来，不知道前边怎么回事，就没有开口。直到22日，他才发言。他凭直觉谈了自己对彭德怀信的看法。他不理解毛泽东要大家讨论这封信的用意，更没料到由此会演变成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7月22日上午，万毅在小组会上第一次发言，大致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搞“精神第一性”。他说：“对于重点与一般，‘多快好省’贯彻不全面，没有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注意重点忽视一般，注意‘多快’忽视‘好省’。”他还说：“没有认真掌握主席久已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抢先思想，比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是作为会后考虑的，但是有的就抢先实行，加上报纸一宣传，就变成较普遍的行动。放‘卫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号的提出慎重考虑不够，如有的说‘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等等。”这些话都被整理到会议简报中去了。在万毅的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他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他对已遭非难的彭德怀表态说：“基本同意彭总的信。”无疑，这样的表态也给自己“定了性”。
就在万毅发言的第二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一大早，与会人员临时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表情严肃的毛泽东狠批了“庐山上的这股风”，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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