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不太明显的四季变化中，很多人最是喜爱香港的夏夜。201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夏夜醉人，那儿举行了“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的30余名学者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研讨会异常低调，但是参与者却囊括陈宜中、周保松、钱永祥、刘擎、梁文道等众多思想界达人。
是否能走出左右之争的困境（图片来源：几米漫画）
这次会议最开始的主旨，是讨论今年汉语政治哲学界新出的四本新书：钱永祥的《动情的理性》、周保松的《政治的道德》、陈宜中的《当代正义论辩》，以及曾瑞明的《参与对等与全球正义》。如果按照西方的政治哲学谱系，这四位作者基本都可称作“左翼自由主义者”：钱永祥围绕着自由主义的道德秩序和社会想象，周保松想阐明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道德观，陈宜中更关注在自由平等下的各种现实正义议题，而曾瑞明则处理全球范围的正义问题。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学者周濂和香港作家陈冠中在对谈中已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是时候应该把平等自由主义或者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亮出来了。”而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一次研讨会，可谓是“左翼自由主义”低调不喧哗的首次亮剑。
所谓左翼自由主义，也可以称为平等自由主义，这个词儿并不是什么新发明，也不是一个新名词，可以说在西方早就出现了。在学术界更多地使用“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egalitarianliberalism）这个术语，它的首要原则是主张每个公民具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这是一种个体权利本位的政治哲学。既推崇自由，又推崇平等，并且认为在某种框架下自由与平等可以兼而顾之。平等与自由，这对似乎从来水火不容的概念，在这里被提出来，这事实上延续了罗尔斯的《正义论》精神系谱。当下的中国，如百年前的中国一样，出现了各种思想派别和论述。众所周知中，“左”的一层含义是“毛左”，毛时代被美化为一个没有等级差异、没有贫富差距的美好年代。而另一类“左”，则是一九九零年代在中国兴起的“新左派”。1997年汪晖的论文《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天涯”上发表，成为新左派诞生的重要标志。这一批学者大多都在西方接受过系统的左翼理论训练，对西方国家的制度缺陷有深刻认识，但对于中国问题，他们或多或少被认为向现政权靠拢，为“国家主义”撑腰。同期，1998年朱学勤写了《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提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回顾过往，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右”，在中国也遭遇了巨大挫折。市场化改革，客观上带来了中国的整体富裕，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阶层矛盾。一九九零年代与新左派同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政治上主张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在遭到现政权的打压和新左派的批评的同时，因其在经济上倡导“放任自由主义”，这又导致其在对社会财富分配不满的普通大众中无法得到呼应，于是“自由主义”反而陷入被夹攻的状态。而在世纪之交亦开始出现了儒家复兴运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提出了丰富的议题和论述。这些思想论述之间有一些对话，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热烈的争议。
从上世纪80年代启蒙阵营分化出来的左右双方激烈交战，奠定了新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基本格局。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中，中国思想界的氛围极度恶化，许多人亦因之受到伤害。进入21世纪，中国思想界内部的分裂已成定局，对话转化为独白，冷讽代替了争论。在中国谈左右之争，可怕的现状是“左陷极权，右陷权贵”。现有语境下，左右精英都走向各自极端，几乎不能凝聚彼此的共识。无数人在追问：是否能走出左右之争的困境？
“左翼自由主义”的适时提出，就是这样一种努力。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在这次研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它的意义：“从九十年代开始，左右截然对立，左翼自由主义是不是左右混杂在一起或来点互相妥协？不少人认为，右翼就要自由和市场，左翼就要平等和国家，好像这些价值是分开的，不相容的。”左翼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底色，脱胎于政治光谱的右边，但加上“左翼”两字，则意味着“既要自由民主制度，又要批判资本主义市场和财富分配不公。并且，还不能回避许多新的社会议题”，这些新兴的议题往往被认为是左翼思潮，比如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平权运动等等。这使得它遭遇多方质疑，两头不讨好：左派说资本主义和境外势力的代言人又弄出一个新名目来欺骗人民大众；右派说这样的名目就是精神分裂，想把“自由主义”搞臭。一个验证即是：报道出来后，对会议批评的最凶猛的是右翼自由主义者。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其他国家像当下的中国一样，如此复杂、如此迅速的发展，一百余年前中国人遇到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应该如何生活”等根本性问题再次引致无数人思考。自由开放的对话，对整个思想界都有好处，也是今天中国极为需要的。中国的社会转型面临诸多问题，没有任何人可以有底气宣称自己所想、所求索的就是真理。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次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对于左翼自由主义的适用范围是政治的，还是社会文化的，仍然保有不同的看法。但正如邹思聪先生所言，“左翼自由主义”论述的提出，不仅仅是中间道路的希望，更是破除两极化思维，提供了左右双方、当局与不同阶层及两岸三地创造底线共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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