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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突然出现了大面积崩塌，于是西方有人断言：随着现代传播手段(广播、电影、电视，尤其是网络)的普及，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会战胜专制主义，任何摒弃人、压制人的极权主义政权都将受到冲击，最终都将土崩瓦解。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为《国家利益》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后来他把这篇文章扩展成了产生很大影响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一书)，福山解释说：“在这篇文章中，我阐述了一个热门话题，内容涉及到过去几年中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体在全世界涌现的合法性，它为什么会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由此，福山乐观地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引文自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西方人包括福山在内显然是太乐观了。虽然历史规律无情，不管有多少坎坷，人类社会确实在沿着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前行，总的状况不是越来越糟，而是越来越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自由民主制度得到证明，然而因此断言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理想制度，显然是轻率了一些。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历史，有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虽然历史发展时空存在着许多“类似事物”，但它们的来源与功能是不一样的，它们分别有自己的独特的发展轨迹，在某些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根基特别牢固的地方，譬如朝鲜之类几个尚没有失去统治权的国家，其统治的根基不但没有动摇，反而依仗国家权力机器，借助于当代科学技术手段得到了加强，变得愈加恐怖和残暴;即使是摧毁了独裁政权的国家，也并不意味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还会笼罩着各种阴霾毒雾，可见，在一个国家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在《在自由化与民主化之间有一个漫长的灰色地带》(2012-12-29)一文中曾经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即使是在专制独裁政权被推翻(获得自由化)以后，距离稳定有效的民主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漫长的灰色地带，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了，既有的国家利益集团分崩离析，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这个国家就会陷入到无政府状态，各类心怀叵测的野心家会趁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各方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有时候会以武装冲突乃至于战争的形式出现。种种迹象表明，威胁人类自由的反人类力量还在繁衍和生息，像病毒一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中产生了变体，最近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南部权力真空地带出现的“伊斯兰国”，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中东乱局是独裁之果，而绝非民主之祸，我将在另一篇文章阐述这个观点)。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兴国家经济力量抬升以及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掩盖在地缘政治表象之下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与专制主义价值观的冲突也愈演愈烈，间接与直接的军事对峙与冲突正在发生，甚至也不能排除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宁了。
所有这些表象都在提醒人们----犹如俗话所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人类也许正在进入到一个极为艰难的历史阶段。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途有多远，更不知道将会遭遇到什么，是一场新冷战，还是一场高烈度的国家间的战争乃至于世界大战?在一国之内，是被强大的国家机器进一步销蚀人的权利与尊严，还是在一如既往的岑寂中，一代代人被把持国家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持续压榨，悄无声息地死去?我们不知道，这是不可预测的。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应当警觉前面说到的那种脉象：极权主义非常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营养，利用科学手段进一步控制社会，控制人民，统治机器不是越来越脆弱，而是愈加稳固，其统治也愈加恐怖和残暴。
这不是悲观主义，这是一种历史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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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只是符号，并且很有可能是不那么严谨的符号。自由主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之类，都是人类用以描述某种类型的国家政治结构、社会形态的手段，它们是粗略的，同样被纳入到某种符号系统中的国家类型，也会因为不同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特性，显示出不同的质地和颜色。
譬如，极权主义的国家现象产生于20世纪早期，用以概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政权，因为那个时候意大利和德国作为法西斯主义国家崛起，其国家形态几乎体现出极权主义的全部特征，这些特征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专制主义是有区别的，换一句话说，20世纪的极权主义与历史上的专制统治相去甚远。
我从美国高校政治学教科书看到介绍说，虽然俄罗斯彼得大帝和法国路易十六这样的专制统治者都是强有力的专制君主，但是他们的权力和权威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了他们那个时代比较原始的沟通方式和武装条件的限制，以至于他们事实上没有办法有效地控制他们治下的所有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他们可以要求人民对于他们统治的服从和对权威的承认，但即使是路易十六----他可能最接近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裁统治者----也没有办法控制国内的所有事情，平民百姓照旧过他们的私人生活，国家力量和统治者意志都没有办法渗透其中，一个几乎是完整的民间社会仍旧存在和运行，构成了这个国家生生不息的延展脉流，这一点，与皇权专制主义条件下的中国何其相似乃尔!那么，到了20世纪早期，也就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作为独裁者统治意大利和德国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他们已经有条件利用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形态对他们控制下的人民进行干预和改造了，他们获得了对人民的私人生活和各种活动进行管制的条件，它具体地体现为利用国家宣传机器从精神上麻醉人民控制人民，在民众中煽动民族主义的战争狂热。因此，才有学者把法西斯主义定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国家怪胎。有的学者更是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衍生品(参见[英]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那么，可以不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认为极权主义是现代社会主义思潮的衍生品，它的存在和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极权主义在本质上是这样一种政府体制：一个政党掌握所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司法的权力;这个政党试图重新在结构上和精神上组织社会，它决定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它通过控制和监视公民行为、限制公民自由等方式干预民众的个人生活，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管制;专制统治者对人民的意愿漠不关心，却热心鼓动民众积极参与他们设定的所谓政治生活，激发他们的为该体制献身的政治热情……一句话，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之中。
这是只有进入到20世纪才可以办到的事情，换一句话说，只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使得极权主义的专制政府全面控制社会、尤其是从精神上控制人成为了可能。没有这个当代条件，即使在“朕即天下”的封建皇权时代，人民也还有喘息的空间，所谓“山高皇帝远”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现在不一样了，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政府权力填塞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皇帝离你很近，近极了，甚至可以说，大大小小的皇帝就站在你身边，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和控制范围之内----只要想象被严格控制的媒体、无所不在的网络监控以及满大街的摄像头就可以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在蒙昧的皇权专制主义时期，人民反而没有完全失去自由，反而拥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呢?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广泛的私有制没有遭到国家力量的破坏，还存在一个相对独立于朝廷的自由运转的民间社会，这个社会流动着的是“社会”的血液，而非“政府”的血液;“社会”本身就在给社会运转提供动力，“政府”无法利用国家权力替代社会血液，改变血液构成，将整个社会都纳入到政府权力的病态机能之中。
它做不到这一点。3
以1949年以前中国广大农村独特的乡绅治理结构为例。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期，中国的政府权力机构都只延伸到县级，并且没有县委书记和县长之分，也没有什么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等“五套班子”之类的党政机构，“县太爷”就把所有事情都给办了。那么，县以下的农村社会(村、镇)是靠什么维持运转的呢?靠的是中国社会独有的乡绅治理结构，即由有威望的乡绅进行社会管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被广泛认同的社会价值和伦理标准的状态下，维系社会的运转。
我在长篇小说《沉默的河》(出版时改名为《当青春成为往事》)曾经塑造过一个活动在20世纪上半叶的乡绅的形象，写作的时候并没怎么在意，没想到小说出版以后，好几个读者在来信中都不约而同说到那个叫井云飞的乡绅特别像他们的一个前辈，我颇为得意，不是因为浅薄虚荣，而是因为它让我进一步确证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农耕时代，在私有制没有被扰动的状态下，中国社会确曾活跃着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阶层。
乡绅治理结构与其说是政治的，毋宁说是伦理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它的合法性来源于被农民广泛认可的权威性。它用“民间”把政府权力挡在了门外，在一个个村落形成了有效循环的社会微系统。尽管我们的教科书将“万恶的旧社会”定义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社会，然而这种带有自治色彩的治理结构，远非现当代政府权力那样强悍和野蛮，除非在动荡年月乡村秩序出现混乱，比如某地聚集起了横行乡里的土匪，出现了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妄图改朝换代的野心家，一般来说都是温和敦厚的。
数十年以来，经由国家意识形态的不断矫正，历史早就失去了体温，只有在那个年代活过的人(我这个年纪的人的父辈、祖父辈)才能够告诉我们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遗憾的是这样的人目前都死光了，再也没有人给我们讲述那个消失了的世界发生的故事了。好在我们还拥有古人留下来的典籍，不要说汗牛充栋的国学论说，即便是从《女儿经》、《弟子规》、《菜根谭》、《三字经》、《幼学故事琼林》等初浅的蒙学读物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氤氲在那个社会的宁静与致远，温和与敦厚。被概括为“仁、义、礼、智、信”的中国文化，其实就蕴涵在这种温厚的社会土壤而非官家所谓“弘扬主旋律”的意识形态作品之中，这种社会土壤一旦消失，或者被可疑的国家意识形态毒化，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也就断了脉流，其结果必将是无可挽回地消失。没有了政府对民间社会的强制性进入，权力也就无法干扰社会循环，财富的流动更大程度依赖于吃苦耐劳和勤俭持家，人人都有机会通过劳动谋求到较好的社会位置，因此也就很少有人通过权力掠夺成为具有歹徒品性的暴发户。由于国家政治无法直接进入和干预农民的生活，农民才得以与政治保持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幸运地躲过了国家利益集团的侵害。由于缺乏法制，他们的土地也许会被地主或者同村更有实力的人掠夺和兼并(这在历史上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然而作为国家基层政权代表人物，即使是“县太爷”也绝不敢强插一腿，以极低的价格先将土地征用，然后再卖给开发商;他们的房屋也绝不会被政府下文强拆，否则我们将看不到苏州园林，看不到王家大院，看不到周庄，看不到丽江古城，也看不到北京的胡同，看不到绵延数百年的老字号。
我们还可以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
人都说秦朝残暴，秦始皇很不是东西，可是这位实现了统一中国伟业的始皇帝，当时并没有什么手段让人民每天早晨起来，在大喇叭广播《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冲着首都咸阳方向，挥舞小红书祝福他老人家万寿无疆;考古人员似乎也没有从青铜器铭文或者从古墓里挖掘出来的竹简中看到有“战无不胜的秦始皇思想”、“世界人民热爱秦主席”的说法;你什么时候听说过秦朝的党支部书记把乡民驱赶到祠堂前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你听说过李斯家族在海外有数百亿美元的资产吗?你听说过蒙恬将军贪污数十亿军费吗?你听说过秦朝还有一份专门以各种肤浅言论寻衅世界的《环球时报》吗?你听说过太子党胡亥在美国购置豪宅并且开着法拉利跑车飙车吗?你什么时候听说过秦朝的乡村墙壁上书写着“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标语?你肯定没有听说过。当然，我们更没有从史书上看到过哪一位道貌岸然的县太爷把县委机关有姿色的妇女全都给糟蹋了，还拍了淫秽照片写了淫秽日记收集了女性阴毛……所有秦始皇办不到的事情，所有秦始皇时代没有办法发生的事情，现在的国家利益集团全部办到、全部发生了，何以使然?
曰：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依赖于此的当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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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然可以反驳说：“陈行之先生，古代也还有李林甫、和珅之类的国家要员富可敌国，你可又该怎么解释呢?”我的解释是：腐败与人性同在，它像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然而本文不仅探讨腐败问题，我强调的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政府做不到哪些事情;消灭了私有制，尤其是获得了科学技术手段之后，政府可以做到哪些事情。两者不是一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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