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9月15日，著名导演王全安涉嫌卖淫嫖娼被北京警方当场抓获，成为中国娱乐圈又一位因嫖娼或吸毒被执法的重量级人物。除娱乐圈外，早在一年前中国公安机关还参与过一场打击网络谣言、意识形态整顿运动，稍早前还侦破“21世纪网”新闻敲诈勒索案，及雅歌时代公关删帖案。再加上仍在深入进行的反腐事业，公安机关执法范围同时囊括了娱乐圈、网络舆论、媒体、企业和官场，在中共十八大后的治国理政中所占份量由此凸显。
习近平视察公安民警
事实上，作为身处一线的关键性执法机构，公安机关的角色一向举足轻重。周永康尚是“政法王”之时，政法公安系统权力膨胀，维稳压倒一切；王立军重庆打黑，公安力量亦大幅扩充，刑讯逼供，戕害法治。而在周王之后，公安机关同样十分活跃，但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都已然大不相同，总结来看，至少有三点不同。配合中共高层改革新政的铺展，依法治国的的实践，公安执法机关今后在中国政局中的表现和动向引人注目。
执法火力全覆盖
中国公安机关在十八大后十分活跃。此番导演王全安涉嫖被抓，使得坊间戏称的“监狱风云”又添一人，娱乐圈再遭变故。在一年前网络整顿和打击谣言行动中，“秦火火”、“立二拆四”等被刑拘。同一时期，网络大V“薛蛮子”因嫖娼也被警方逮捕。而在近期，警方同时揪出两案，引领媒体舆论风向，分别是“21世纪经济网”“特大新闻敲诈犯罪”案、雅歌时代网络公关和非法删帖案。
在这些案件中，公安机关尤其是北京警方表现抢眼，其执法锋芒已然覆盖了娱乐圈、媒体、企业和网络舆论。除此之外，时下正处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官场反腐，虽是由中央及中纪委主动发力主导，亦少不了公安机关的调查配合。在官场反腐时，相较于中央与中纪委，公安方面只是起到了配角和手段的作用，而对娱乐圈、媒体、企业和网络舆论乱象的执法，基本是由公安系统一己承担和操作，更显其主动性和真功夫。几乎可以说，作为中国执法系统中堪称最关键的一环，公安机关实现了执法火力全覆盖。在中共十八大后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般。尽管如此，外界对公安机关的关注似乎与其扮演的角色不太相称。如在逮捕娱乐圈名人时，舆论的焦点都在名人身上，在拿下腐败官员时又将贡献多归功于中央决断与纪检机构。这种现象，显然与周永康身为中央政法委书记时的景象，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时的景象截然不同。究其原因，一则是宣传系统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二则是其本身在执法前后的低调。
执法机关三方面变化 已非周王时期
公安即“维护公共治安”，国际上一般统称为“警察”。公安机关的性质具有双重性，既有行政性，又有司法性。行政性体现在依法社会治安，司法性体现在依法侦查刑事案件。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政法系统权力急剧膨胀，其中的公安系统更是呈现明显扩充之势。本来以促进依法治国为使命的政法委转而以“维稳”为要，而且在地方治理中话语权过度增强，致使乱象迭出。
政法系统中的公安机关也出现“扩权”趋势，在一些司法案件过程中，公安调查取证对案件走向几乎具有决定性影响，检察机关、法院的工作沦落为“走程序”。这种现象在薄熙来曾主政的重庆表现最为明显。该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凭借“打黑”几成重庆仅次于薄熙来的“二号人物”，而其所谓的“打黑”却被曝光是“黑打”，刑讯逼供是惯用手段。前后相较，现今公安机关呈现的景象与之显然不同，其改变至少有三点。
首先是依法执法。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立即着手废除公安机关治下长期违法存在的劳教制度，严禁刑讯逼供行为。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法院、检察院向着公开和独立方向迅速转型，在司法案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则向着调查和搜集证据的方向发展，也即其本职的回归。
其次是主动执法无所避。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上文所称的对官场、娱乐圈、媒体、企业和网络舆论乱象的执法。如果再抽象来看，则又是对政治、经济、社会、媒体、网络等全方位的整顿。由此体现出公安机关十分广泛的执法范围，这也意味着其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地位和职责。如今公安机关高频率、全方位、无差别执法，其实也反衬出以往的怠政现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再次就是执法过程的低调有效。以“打黑”扬名的王立军被宣传为“打黑英雄”，这一名号的取得离不开一系列刻意的宣传造势。据悉，王立军有着一个贴身的“蓝精灵摄制小组”，跟踪拍摄王的举手投足。王立军还喜欢大场面，带几十人携带冲锋枪抓捕小偷。此种乱象现今已然绝迹。而十八大后与法院、检察院呈现出的明显上升态势不同，公安机关虽然每次都冲在前线，却很少受到相应关注。这种执法宣传的缺乏，一定程度上也是公安机关执法作用被忽略的原因。
执法渐进新常态
上海警方侦破“21世纪网”“特大新闻敲诈犯罪”案后，逮捕涉案人的一些细节很值得细究一番。据媒体报道，在公安部协调下，上海政法委邀约了三家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以及两家北京的市场化都市报的记者抵沪，见证警方执法全过程。其中值得关注点之包括：公安部协调、政法委组织、媒体见证、警方执法。这些细节说明，此番行动是由政法及公安高层主导，有很强的针对性。另外，邀请媒体全程监督则是对自身依法、公开执法的自信和推广。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公安机关的所为契合决策层的宏观布局，而且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深究起来，周王时期的公安机关状态也是当时社会矛盾积累激化而得不到有效化解的产物，因而都是执政者治国之策的一部分。虽然前后两个时期决策者治国方法迥异，但对公安机关的倚重却是不变的。因此这是十八大前后两个时期的相同点。
从“维稳”到全方位打击违法乱象，公安机关的转变折射出执政党从压制矛盾向解决矛盾的转变。作为行政机构，公安机关的动作，高度契合执政者的整顿部署，在官场生态、市场生态、社会生态整顿中出功出力，打造适宜改革和新政铺展的整体环境；作为司法机构，公安机关收束自身行为，而且全方位依法打击已被习以为常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有助于国家进入依法治国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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