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命运就是近几年才被披露出来的“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份文件只发到当时的少数大军区的领导人。
陈修良(1907-1998)几乎活了一个世纪。作为一个中共党内不大不小的干部，陈修良犹如一个弄潮儿，多次被抛到浪尖上，也多次沉没深渊，九死一生。
一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沙文汉，陈修良的丈夫)曾成立南京工作部，部长是大革命失败后长期在上海坚持城市秘密斗争的陈修良。她在江北的六合县设置机构，隔江领导南京地区的秘密工作。1946年4月，中共华中分局成立南京市委，派陈修良任市委书记直接进入南京城内工作。
南京是国民党首都，除配备重兵，严加卫戍外，还遍布特务网，密侦暗探，滥施捕杀。整个“大南京”笼罩在森严白色恐怖中。自中共建党以来，南京的党组织连续八次被大破坏，市委领导人几乎全部牺牲，因此南京在中共党内被称为“虎穴”。陈修良作为南京市委第九任书记再次潜入这个虎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但是，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她与沙文汉诀别在长江北岸时，感慨地吟诵“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表示了义无反顾、准备牺牲的决心。随后在江边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潜入南京。当时南京全部党员只有200人。要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谈何容易!但在1947年5月6日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组织部长钱瑛，以及刘少文、吴克坚、沙文汉领导的情报部、策反委员会)领导下，坚决贯彻“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7年，南京市委在上海局刘晓直接领导下，首先在南京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波及全国的“五二○”学生运动，使国民党统治受到严重打击。毛泽东为此特别发表文章，宣称在国统区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已经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对其历史意义给予了高度的价。
在1948年淮海战役胜利后，南京市委的工作立即转到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活动上来。情报、策反、解放和接收工作极其繁重，陈修良屡屡接到中央及上海局的紧急指示，为了做好这些工作，经上海局批准及指示，陈修良大胆而谨慎地发展党员，南京解放时发展到2000人。他们中许多人，或由南京的党员打进去的、或由国民党军警宪特部门中的积极分子中拉出来的。
按照当时党的政策和策略，党的情报工作允许运用各种力量，包括使用能够悔过自新的叛徒、特务。有的虽然不发展入党，但经过工作后，也愿意在国民党之船沉没时自救而为中共做点事情。如在美军顾问团(AAG)、中统、三青团以及联勤总部等部门，都经常有人送来重要情报。而他们都是出身于非工农家庭的知识分子。
正是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获得了大量国民党最高军政部门的机密情报。如为支持解放军渡江作战，南京市委的策反和情报系统，先后在驻防南京的国民党陆海空和警察部队、保密局、国防部、美军顾问团、联勤总部、青年部等部门发展或安插了中共党员40多名。他们分别在各自部门，采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渠道收集、刺探敌军事情报，获得了蒋军封锁长江时的通讯口令;南京军统特务名单及活动情况，同时还得到了军统布置潜伏在南京的秘密电台和密码、一些重要军事会议的内容及其文件。渡江作战前，解放军总前委司令部先后收到了由南京党组织朱启銮、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送来的汤恩伯拟定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和《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
此外，情报部门还从国民党军令部弄出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首都警察厅的《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有关警察部队的兵力和装备的重要情报资料，冒着生命危险弄到国民党军队从芜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浦口沿江地带国民党前线司令部位置、干部名单、炮兵阵地、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情报。渡江前，打入蒋军京沪杭总部作战参谋的党员沈世猷，他提供了国民党长江布防、江北桥头堡等许多重要情报。
包括三大战役中的其他战役中，多有这种事。所以，最高领导“用兵如神”的秘密就在于此，解放后毛泽东在接见韩练成时说过一句真心话：“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韩兢《隐形将军韩练成》，群众出版社2008年)坦陈了情报策反工作在战争中的作用。一个人下一盘棋，要另一方怎么落子，就怎么落子了，哪有不赢的道理!与此同时，由陈修良等两三人亲自领导的南京市委策反部，还在1948年-1949年间，成功策反了一系列国民党自称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海陆空军大起义。如以俞渤为首的国民党空军八大队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师长王宴清为首的首都警卫师97师起义。
就这样，当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由‘二野’和‘三野’组成)准备在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共产党条件而进攻江南时，原计划“攻占浦口，炮击南京”方案及时撤销，以避免这个六朝古都和人民在战火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害。因为在南京东西两侧江面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和安徽荻港地方党策划起义的情况下，解放军首先突破长江，然后迅速从南京后方包抄过来。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立即下令南京守军全面向杭州等东南方向撤退。于是，从22日起，南京就成为没有国民党军的空城。但是，这时在江北的解放军还不知情。陈修良和南京市委一方面采取措施积极与解放军联系，迎接解放军进城，一方面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保护南京城，不使散兵、特务、流氓等不法之徒抢劫破坏。正如陈修良在当时给华东局转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所述：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敌军警宪仓促撤离南京时，全市即陷入无政府状态中，流氓地痞和贫民集体进行抢劫各米面油行，警宪仓库等。解放军于二十三日夜间方有少数部队陆续进城，抢掠依然不停。维持治安地下党早有准备，二十二日起即出动保留下来的警察实力2000余人(郊区与城内按地区组织，党的系统受警委领导。解放前包括统战关系，全市97单位中有关系者64局所，撤退时一部分被迫离城后仍弃枪回城者不少)，商店职员组织的义务警察约1000人，工人纠察队3000余人。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员工应变会的组织，各政府机关公务员联谊会组织起来的员工，混乱时即将敌人遗弃枪支多少不等，武装自己，青木棒不计其数。此项群众数量相当巨大，无法统计，至少七八千人，立即站岗、放哨、巡逻，保护机关、仓库、共用事业等。维持治安中，死义警一人，贫民死伤数人，物资破坏不大。蒋匪临走时将司法行政部烧了，西郊警察局因我控制力极大，全部未撤走，曾接应渡江。我三十五军初进城时，因未与地下党联络，不了解情况，即命令人民武装及警察全部缴枪，致一天之内助长了抢掠之风。解释误会后，仍令警察徒手站岗，并派军队，看管各重要机关。数天后，秩序即告稳定，南京已无战争景象。警察复员，经审查后已复员至4000余人，现已归公安局领导。工人、店员武装组织，拟经表扬与教育后，每人发给生活津贴费二千人民券，争取先后复员就业。”(《陈修良给华东局的报告》，1949年5月2日)24日中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先头部队，在南京党组织和人民帮组下，胜利渡过长江。先是在南京地方党帮助下，一条小木船在长江上六次往返不受阻碍;然后在地方党组织的三艘小火轮、八艘巡逻艇和两艘私人轮渡载着35军官兵和辎重渡长江时，并没有后来电影中渲染的受敌人炮火猛烈的轰击下血战，解放军先到的部队是在南京人民敲锣打鼓在长江岸边和新街口夹道欢迎声中进入城市的。在南京党的精心保护和工作下，南京的自来水、电灯照明，一如平日，甚至连报纸也没有停刊，24日凌晨已由南京党的同志占领的广播电台，首先宣布了解放军渡江，南京解放的消息……
这完全是和平解放的景象，但是解放后，为了突出军队武装是解放南京的主因，大力贬低上海和南京市委、国民党起义官兵、广大学生、工人、农民、市民、民主人士的作用，使人民长期不知真相。
二
然而，解放军和根据地南下干部与南京秘密工作干部会师后，在思想观念、工作作风、知识能力、地位待遇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后者遭到严重打击和迫害。
长期在贫穷落后的农村生活的主流派(解放军和根据地南下干部)被严重的“农民意识化”，第一次进入现代化的大城市所发生的一系列现象，使陈修良十分惊讶!她痛心地看到，解放军进南京时完全忘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和刚刚开过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的“两个务必”教导。首先是争相抢占国民党中央机关和高级官员的好房子，高档家具和汽车等。南京宫门一带造的洋房特别多，还嫌不够，波及其他地区的好房子。尤其是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训人等作风，不少官兵还不按规定购买车票，恃强乘车、购物，以及不购门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有些晚来的干部没有捞到好处，甚至伸手要住好房子、坐好汽车、骄横蜕化、铺张浪费。
三野因要东进上海，很快奉命撤出，继而跟进的二野，在“二野穷，二野苦”一片叫喊声中，抢占风更加激励。一些人提出种种无理由要求享受特殊待遇，干出不少更严重违反群众纪律的事。(陈修良未刊稿)有个别高级干部，甚至当着陈修良的面说：“一个人最好能讨两个老婆!”陈修良听后十分惊愕。当时还没有婚姻法，什么事情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一时间在南下干部中，出现了许多抛弃农村原配，追求城市新欢的“陈世美”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思想纯正、作风正派的军管委主任刘伯承在5月9日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的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是败了。我们干部一到南京，骄横腐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如有的同志在接管中以胜利者自居，盛气凌人，动辄叫人家‘伪职员’，随便骂人是‘洋奴’、南京公共房产占75%，本已多而漂亮，竟然有同志还嫌不好不多，住了这院，又搬到那院;有的同志则丢了马要坐吉普车，现在又丢了吉普车要流线型轿车;有的同志不问政治条件只想在苏、杭娶妻，甚至有在舞场玩弄舞女夜不归营之事;有的带兵的人则不免显出骄横，不大听指挥的样子。这些事那么可怕的倾向啊!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于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如何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尤其作教育，丝毫不能放松让他们发展。”(《刘伯承同志在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通讯稿，载南京市委党刊《南京通讯》，第一期1949年6月10日)
在市委会议上，陈修良表示赞成这个意见，并且组织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观看“闯王进京”戏剧。结果引起许多解放军和南下干部的极大不满，进而引起他们对原城市秘密党同志严重的打击和迫害。
4月25-28日，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前委最高领导人先后来到南京。毛泽东亲自点将的宋任穷(当时任二野政治部主任)带着南京领导干部的新名单和200人的干部队伍，来到南京进行全面接收。28日公布华东局的决定，成立南京市军管会，主任由刘、宋两位书记兼任，陈修良虽参加了军管会，但如下这个名单正好反映了南京地方干部的实际地位。
军管会主要领导成员和下设机构：
委员兼主任：刘伯承
委员兼副主任：宋任穷
委员：张际春、江渭清、段君毅、陈同生、李达、柯庆施、徐平羽、罗士高、陈士榘、张霖之、孔从周、陈修良、周兴、黄华、刘宪光
秘书长：陈同生
副秘书长：李静宜
供给部部长：张友亮
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
房地产管理处：第一处长：朱启銮第二处长：汤成功
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段君毅
副主任：刘峰 万里
交通接管委员会：主任：刘宪光
军事接管委员会：主任：孔从周
副主任：谭善和 邓有伦
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罗士高
副主任：林微 齐仲恒
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徐平羽
副主任：王明远 任崇高
公安部：部长周兴
在总共37个职位中，原南京市委只有5人(下划线者)，而且多为副职，(南京市军管会名单和南京市军管会各部负责人名单，1949年5月公布，存南京市档案馆)
进城后的干部配备，中央在1949年2月3日已早有准备：“如南京国民党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我们可能于三月或四月占领南京。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名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二月底前去徐州集中待命。华北局所派一万七千干部在石家庄训练，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总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1949年2月3日，中央档案馆藏)也就是准备派出大量北方干部接收江南城市。这说明全国胜利前夕，中央早就决定排斥原地方干部的方针。
解放南京给陈修良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很快被无数的困惑和谣言所代替。作为前市委书记和现组织部长的她被推到了会师后的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冲突的风口浪尖。在管理城市的问题上，没有现代技术知识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很难胜任承担厂长、校长、经济部门管理这种负责工作，当陈修良按照宋任穷的意思，把原地下党配备担任副职以后，就有外来干部向上反映：“副职全是地下党的，想要与我们平分秋色。”
在南下干部优先已任命之外，还有些空缺的领导岗位，市委要求组织部提名，市委党委会议上批准。陈修良根据党的干部标准，把一些经过考验的原市委领导人分配到政府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岗位上。柯庆施等人就说陈修良搞“本位主义，任人唯亲”。还有人暗中挑拨离间，说会师以后，南京地下市委还在秘密开会。传到刘峰、朱启銮同志的耳边，他们很奇怪，一再打电话给陈修良，要求面晤。陈说：“我恐因此更惹起是非，没有同意碰头，但谣言仍在流传，日子很不好过。”
陈修良以前在策反和情报工作中，曾经强调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使战士少流血”，却被说成“言下之意好像地下党很有力量，可以不依靠解放军打进来，就能先解放南京。”(陈修良工作笔记)柯庆施在一次常委会上说：“过去地下党同志有一个口号叫做‘保管好工厂，将来就好当厂长’，那么说，你保护好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陈修良《关于南京党的几个问题》，1969年6月4日，手稿)陈修良当场驳斥没有这回事，但邓小平却相信了。后来在南京全体干部4000人大会上，也当着大家的面批评陈修良。
南下干部不相信原南京干部是真革命者，经常把原南京当的秘密活动视为是国民党“特务”工作，就经常跟踪后者，看他们是否与暗藏的敌人接触;有的未经批准在驻地抓特务，除上述错捕两个原秘密党员外，公安局发现一个为蒋介石接电话的党员，认为他是“特务”加以逮捕，经过了近30年，“四人帮”垮台后这位同志才经流放地回到南京平反。人生的主要经历都在冤狱中度过。
一位原秘密党员由于工作出色，解放后当了公安局的邮政科科长。另一个南下干部不服气，千方百计找他的茬儿，有一次两人吵架，科长一发火，把枪在桌子上一拍。于是就造谣地下党员要“枪毙共产党员”。此事反映到市委，把这位科长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陈修良作了调查，认为是误会，不是反革命，应该批评教育。在4000人干部大会上，南下领导人又以此为例，说：“一个公安局的科长，要枪毙一位共产党员，还不是反革命吗?”结果在接着进行的整党运动中，这位科长被整治的死去活来，自杀了。
胜利会师时，陈修良和秘密党的干部来不及换装，仍穿旗袍、皮鞋、西服。于是在解放军官兵中，流传起这样一个描述城市妇女的顺口溜“
头发是火烧的----烫发。
胳膊是摸鱼的----旗袍和短袖衫。
腿是过河的----小腿外露。
鞋是跌人的----高跟皮鞋。有一次，陈修良因穿了一件有垫肩的外套，柯庆施竟然拍着陈的肩膀、当着许多战士的面说：“大家看看，这就是资产阶级服装。”故意羞辱陈修良。就这样，解放后的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陈修良和原南京地方的党员，即被围困在谣言四起的压抑环境中，工作十分困难，思想极为痛苦。在全国解放前夕，为了与南下干部区别，党内出现一个新名词“地下党”。在建国后成为中共另类党组织的代名词，具有很强的贬义。历次运动中凡发现有“地下党”历史背景，可以成为审查和打倒某个人政治问题的充分理由，到“文革”时更是登峰造极。他们的逻辑是：凡“地下党员”如果没有成为烈士，活下来的就一定是叛徒或潜伏下来的特务(南京以外的一切城市工作的地下党员，无不如此)。所以可以现作为“叛徒特务”关押起来，进行打击和迫害，再进行审查。结果南京的地下党员2000人，后半生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和迫害，许多忠诚的同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被害死在“红色冤狱”中。活到“文革”后获得平反的，也已无法挽回逝去的岁月。
对所谓地下党的几种整肃，在南京解放后很快到来。华东局第一书记于9月17日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集了一次南京市支书及排以上干部党员大会(也称4000人大会)。会上的报告题目是《论忠诚与老实》，吹响了对南京地下党进行全面整顿(实为打击与迫害)的号角。
这个报告，在不作起码调查的基础上，以听信党内上述种种谣言为依据，推翻刘伯承所作的“会师是成功的”结论，竟说“南京会师不好”。而主要原因是原南京市委在淮海战役后，组织大发展，致使大量“反革命分子混进党内来”，竟不顾事实把南京党员数夸大为七八千到一万人。报告还借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的话说：南京党内存在着三种人：“一条心”的(与党一心一意);“两条心”的(混进党内的破坏者，即反革命);“半条心”的(包庇反革命的，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把责任指向陈修良，说就是党内“半条心”的在包庇“两条心”的反革命。所谓“包庇反革命”是因为陈修良经过核实，认为那位与解放军吵架的邮政科科长不属于反革命。报告说：地下党在解放南京问题上要与解放军争功。保护了总统府，就想党总统了!陈在会上当即递条子指出，所举事例，均属不实，却遭到讥讽训斥。
报告还用根据地及解放军的党史“大儿子”、地下党是“小儿子”这种封建继承制的定位法，说明从南京开始所有长江以南解放城市的领导班子，必须以前者为主，后者必须拥护和服从，否则就是“不老实”。
在听完这个报告后，陈修良气愤得浑身发抖，同志们都散去了，她却坐在原地，站不起来。因为她无法与大人物平等对话，澄清事实，讨还公道，并且必须在会后，由她领导的原南京“地下党”进行集中复习和整顿，还要她作违心的动员报告，拥护这个报告，检查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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