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到底该如何复兴

教师节前夕，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谈道：“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两天之后，习近平又在前往塔吉克斯坦的专机上很有感触地说：“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短短几天之内，习近平两次谈到传统文化，甚至将语文课本去掉古诗词这件事提升到“去中国化”的高度，不免引人猜测。历数习近平上台后的一系列言行，无论是视察曲阜三孔，还是之前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乃至时不时引用古诗文，使得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而非马克思主义才是习近平的思想底色。

回看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传统文化从遭受质疑、批判、沦丧、毁坏到复苏，历经坎坷，才走到今天。四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对传统文化破坏最严重的一次。经此一劫，传统文化重新走入国人的视野，渐成气候，甚至近些年还屡屡兴起“国学热”。可是，传统文化仍然未在主流文化中占据主流。作为曾经中国人在精神领域的主导思想，传统文化之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旧处于颓势，离不开两个原因，一个是官方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的限制，一个是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摆出一副后来居上的气场，将传统文化打上封建迷信的烙印，虽然后来传统文化得以恢复，而马克思主义也威风不再，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然对传统文化产生一种来自于国家政权的压力。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既给传统文化带来强烈的冲击，又是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提供可能。

如今，习近平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颓势，表达出某种担忧。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征兆。可问题是，传统文化到底该如何复兴呢？

首先，政府既不能通过官方意识形态来压制传统文化，也不能运用国家政权力量来大力扶持传统文化，而是应该与传统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政府通过官方意识形态来压制传统文化，破坏传统文化正常生存空间的前车之鉴犹在。相反，如果国家政权力量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样可能会毁掉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强大的一支，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便长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至君主的治国理念和科举取士，下至黎民百姓的日常礼节，背后都能或多或少看到儒家非凡影响力和渗透力。表面上看起来，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依靠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得以盛行于天下，似乎是一件好事。但是，若从长远看，传统文化与政权统治相结合，便时刻面临着遭受全盘否定的风险，因为一旦旧制度遇到严重危机，传统文化很有可能被一窝端掉。近代以降，传统文化之所以屡屡遭受冲击，先是新文化运动当中遭到猛烈抨击，后来更是被当作封建余孽遭到全盘否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与君主专制的政权力量相结合，所以一旦现实政权遭遇危机，人们难免会将责任牵扯到传统文化上面。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权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其实是一种类似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其结果便是阻碍一个国家的正常文化发展。换言之，倘若政府过度支持传统文化，势必给西方文化造成压力，不利于文化的融合，导致传统文化越来越狭隘。所以说，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只有与政权统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独立地在发挥作用，才会长久存在下去。本次习近平感叹传统文化的颓势是一个好的信号，但是同样要避免过度支持传统文化，只需给传统文化一个自由的生长空间就行。

不久前，许纪霖教授在《儒家孤魂 肉身何在》一文中总结道：“儒家在未来中国最广阔的愿景，乃是造就公共伦理秩序的‘文教’。这个‘文教’，希望不在于国家权力之推广，而是与公民社会结合，在民间自然、自发地生长。自孔夫子起，儒家起源于乡野，发展于民间，中间虽然一度入室庙堂、成为官学，但最终随王权的解体而衰败，成为游荡了一个世纪的孤魂。儒家要想重新拾起蓬勃的生命，唯一的出路还是回到原点，回到民间。”诚如许教授所言，传统文化的最大立足之地是民间，是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调节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个过程不能由国家政权力量参与进来。作为中国人在精神生活领域的最大公约数，传统文化只要有了正常发展空间，复兴指日可待。

同时，传统文化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现代性转化。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甚至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如同一个巨大的酱缸，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既有迷信、裹小脚、男尊女卑、愚忠、等级森严，又有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那么，复兴传统文化，到底是要复兴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难道仅仅是孔子学院？传统文化常常因为自身的巨大包容性被利用，成为专制统治的利器。今天复兴传统文化，肯定要分清楚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过时部分，因为复兴什么样的传统文化，便有什么样的中国。况且，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够兼容并蓄，先后吸收道家、印度佛教的精髓。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积极将自身的包容性发挥出来，完成现代性转化，从而为中国的未来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某种程度上讲，传统文化之所以遭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正是因为自身的现代性发掘不够。恰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分析的，基督教经历一番转化之后，才推动着西方社会的进步，从而能够永葆活力。同样道理，传统文化应该经历现代性转化，唯有这样，才能基业常青。最后，建立一套可以承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的制度。传统文化中本来有很多好的东西，只可惜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被不断歪曲。比如，仁义礼智信，本身是多好的东西，可惜在传统社会下，却可能成为道德杀人的利器。再如，孝悌、良善、忠诚，同样是很好的东西，却不幸在古代沦为扼杀子女自由和个性、懦弱和顺民、愚忠的借口。换言之，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好的东西一旦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便是令人称赞的修身养性的品性，非常有助于调节公民人领域的规范，从而养成一批更有更加厚重、灵性、温暖的公民。所以说，如果想避免传统文化被利用，必须建立一套让好人继续是好人、让坏人难以做坏事的制度，否则再好的道德都是空谈。这就好像今日中国的反腐风暴，虽然确实有必要对官员进行道德宣传，树立道德榜样，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不然道德宣传便会造就一批批伪君子。在中共历次反腐运动中，总会存在一种非常滑稽的现象：一个因贪腐落马的官员往往在落马的前几天还在公开场合大肆鼓吹反腐。明明他们是劣迹斑斑的腐败分子，可是在治标不治本的反腐运动中，总是极力将自己塑造为一身清正的形象，从而导致整个官场会充斥着各种伪君子。更严重的是，一大批伪君子的存在，还会严重损害中共的形象，因为当普通民众看到太多口口声声高喊反腐的人底子里却是大贪官，内心难免产生怀疑，进而上升到对整个政党的不信任，哪怕是那些初衷是好的行为。对待传统文化，同样要建立一套长治久效的制度，用来保障传统文化的调节作用，否则传统文化的复兴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