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的莫干山会议“中国智库的现状和未来”分论坛上，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透露，智库被首次写入中央文件是经过反复讨论的，而智库建设写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协商民主下也有深意。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中，智库建设首次被提及：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一句话写在了第八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下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项下。
李君如称，中央正在推协商民主，即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上，需经过广泛协商后才能决策。“现在正在搞文件、搞条例，即哪些问题不经过协商，就不可以决策。”
“未来决策实施中，智库可以发挥作用，有些智库重大的报告将直接成为决策依据。这是中国智库发展的黄金时期。”李君如说。
中国智库潜规则
不过，李君如也指出，目前中国智库问题不少。比如，在结构上，官重民轻，即官方智库大而强，民间智库比较弱势。智库间协作少，研究人才稀缺，研究方法论多辩少，缺乏研究模型。
“智库要有多元动态的分析。对策报告怎么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中央党校，有几个报告都有几种可能性分析。我们每一个问题都有3-5种可能性，让中央去选择。我们擅长证实，不擅长证伪。”李君如称。
浙江省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亭还在论坛上爆出智库“潜规则”：“领导人对智库意见高看一眼，这个智库恐怕就有地位了。我们不说这是官本位，但基本上这个‘潜规则’现在是流行，说起来还有明确的制度作为支撑。”
刘亭认为，中国智库存在两个问题：没超前和不超脱。“不超前”就是咨询研究缺乏前瞻性、预测性，所谓“不超脱”就是咨询意见缺乏客观性、独立性。来自北京大学的胡波副教授则谈了高校智库的问题。他认为，高校智库学术味道偏重，解决问题偏弱。此外，绝大部分高校智库管理混乱，个人色彩浓厚。“主要是依靠自我驱动，弹性很大。有的智库就是个别研究者的资源地。”胡波称。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
据了解，中国官方智库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军队的直属智库机构，如上文提到的中央政研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军事科学院；第二类是党政部委下设的研究机构，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信息中心；第三类是高校系统，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三者定位不同，服务层级也不一样，大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此外，一些独立性相对较强的媒体如《环球时报》者，在为执政党辩护向外宣传之时，也偶尔提出一些参考意见，具有了一些智库属性。
而民间也生存着一批数量可观的智库，发展形势可观，但整体实力较弱。如知名度较高的有经济学家茅于轼担任名誉理事长的天泽经济研究所、中国世界与政治研究所等。理论上来说，民间智库自负盈亏、独立性要强于官方智库，但是往往过于倾向于批判执政者与治理政策，受到当局打压。而且，虽然摆脱了对权力的依赖，但民间智库过于狭窄的生存空间又导致对资本的依附。其实，这也是智库在发展早期难以避免的现象，随着品牌和声誉的积累、调查和研判能力的提升，其独立性和价值才能够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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