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蛋，问题在经济！”（It’s the economy，stupid!）当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竞选口号至今仍时时出现在政坛中，用以警告那些不切实际、哗众取宠的西方政客。而今，它也屡屡出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喉舌中，用以证明专注改善民生的中国模式的正确性。当年，西方的最大困境便是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导致百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显著下降，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等。也正是由此，克林顿可以一击命中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问题“要害”，一举击败对手入主白宫。
习近平出席中国政协65周年纪念大会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习近平在日前的中国政协成立65周年纪念大会期间，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首次如此自信地宣布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道路，也清晰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终极目的。这或将预示着中共第五代“不惟票只重实”的民主观开始隐现。在其看来，民主是一种用以“解决问题”实用工具。“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但凡有利于民生改善，便可“不论白猫还是黑猫”。换言之，
“敬天保民”，以改善民生的民本思想作为治国“主题”和终极意义，而民主则是辅助实现民生改善的“副题”。二者虽不冲突，但民本比之于民主具有更优先的前提地位，脱离民本的所谓民主毫无意义，只是摆设和装饰品。
以民主精神为名的西方世界一直在指责，中国高速发展的背后是漠视个体人权的专制主义，但中国当局否认此指责，并以改善民众生活、保障他们生存权利作为回应。它事实上暴露一直以来，中西方在民主和民生的“优先权”上的认同冲突。诚然，作为人类最伟大的理性创新之一，民主作为一种相较于寡头垄断、独裁统治，更符合公共利益和最大程度避免偏差的有效统治约束机制，从实用主义价值上，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中共著名自由派智库俞可平看来，“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换言之，民主权利的确是公民的重要终极意义之一，是检验人民是不是“真正当家作主”的体现。中共一直在寻求新思维，理直气壮地公开质疑西方经典的民主政治，即以选票为唯一标志的民主形式，以避免陷入西方意识形态的禁锢。
而如果说在此之前，习近平只是表达了这种意图的话，那么如今借政协建立65周年之机，他显然对此问题已成竹在胸，并自信它所抛出的新民主观能够打破西方民主的全球迷信。
他说，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可见其更对西方民主的形式主义的否定态度。
中共大陆学者在《民本主义是个好东西》一文曾借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认为中共当下以民生为本的执政思路与之相同。但是，在相当意义上，人们经常将关键的主题和副题弄颠倒了。民主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但更是在民生保障基础上推动民本的工具，也即是说民本始终是目的。当民主与民本放在一个天平上时，即便作为目的的民主也应退居民本后。“为了民主而民主”，脱离具体的历史场景到最后“穷”得只剩下民主，则民本不保，民主也会陷入灾难。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香港主题副题的本末倒置引发的裂变，就是血的教训。
2010年12月，26岁年轻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经济不景气而无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经济负担的重压下，无奈做起小贩，期间遭受警察和市政官员的粗暴对待，抗议自焚，不治身亡。这个事件激起了突尼斯人长久以来对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的潜藏怒火，致使当地居民与突尼斯国民卫队发生冲突，随后冲突蔓延到全国多处，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这便是点燃此后两三年的“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
无独有偶，台湾反服贸导致2014年3月影响甚大的太阳花运动的大爆发。以学生为主的示威者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并占据了立法院议场，包括对国民党执政不满的绿营以及社会人群的声援。数个月后，导引于不满全国人大确定的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的候选人提名方式，香港人戴耀廷、学者陈健民及基督教牧师朱耀明发起“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敦促落实“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诚然，这每一次反政府浪潮都以“民主”之名义，以瘫痪当局运作胁迫其屈服。但背后却无一例外地揭示一个共同的规律，所谓“民主”口号之下是对民生现状的失望、愤懑乃至恼怒，终于燃气起最后的怒火。突尼斯危机固然有其本身政治体制僵化、人权的侵犯、政府贪污腐败的因素，但发生在一次小贩的自焚事件却必然深藏着多年来对国民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贫困的绝望。台湾反服贸太阳化运动也带有类似的因素，即两岸市场渐次开放后，大陆市场活力大增，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台湾曾经的经济优势。近年台湾政治格局陷入蓝绿互相推诿指责，陈水扁败在经济而之后重新执政的马英九政权也难见开拓，一直导致台湾民生难以改善，示威者担心“台湾经济将被大陆吞并”人民将“苦不堪言”，他们这一代人届时将失去工作机会……
而香港“占中运动”之所以得到大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泛民人士的响应，则更明显地体现了这一道理。在经济上，香港的相对衰落已经开始，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变得摇摇欲坠。一方面，香港经济与内地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昔日的优越感不再，尤其是随着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自由度提升，国际依赖程度今非昔比，香港对外的经济、贸易、文化、旅游和进出口的地位大大下降。另一方面，香港与北京不断加剧的矛盾和冲突，正在不断挤占经济发展的通道和空间，而能不能有效依托于内地这样一个经济母体是香港提升自身金融地位的关键要素。更为重要的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拉拢香港上层的策略，这在客观上增强了资源、利益分配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权力结构过时，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生活在贫穷线下、越来越多人负担不起居住条件、许多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只足够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难有生活提升的途径、社会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心理压抑。
所以，这些以“民主”为名的政治运动实则取决于社会民生危机的显现，与其说是追逐民主理想，毋宁说是受制于当下现实的民生困境。没有面包、没有工作，所以才起而抗争，民主革命更像一场“饥寒交迫”的人掀起的“农民起义”。相反，为民主而民主，可能会缘木求鱼，最后即使得以遂行民主形式，也可能无法达到民本“主题”，甚至招致脆弱的民主形式的“坍塌”。泰国频繁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在“阿拉伯之春”中的埃及政局的反复，都是发人深省的案例。中国学者刘瑜《民主的细节》中看到了很多隐藏在民主体制背后的“愚蠢”，说得更委婉点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悖论，比如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互相推诿扯皮，政治运动效率的低下。比如最近张维为在《民本主义是个好东西》一文中所称，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国家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导致了无穷的政治纷争，导致政治机器空转，使人民生活改善的可能性变得遥遥无期。《经济学人》在质问西方民主病在哪儿时则称，“某些国家的民主只剩下选票的形式”，“美国已成为政治僵局的代名词。这个国家如此痴迷于党派之争，以至于过去两年间两度站在债务违约的悬崖边缘”。
实际上，这就犹如当年中国“文革”结束后的那次真理标准大讨论时的情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理民主是检验一种治国思路成败的唯一标准吗？从历史上看，民主体制也不是自古以来就有，未曾间断的，为什么人类社会还是可以继续前进，甚至认为“禹传子，家天下”代替原始军事民主制仍然代表了历史进步，而不是倒退，关键问题即在于此。因为前者代替后者实现生产力的极大推动，相较于原始社会衣食无着的生活，奴隶制专制国家的出现可能更有高效的组织运转体系，用以改善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
所以，任何一次民主化尝试的背后，实际上都是对现状不满。民主虽然具有其本身体现国家主人的终极意义，但是另外一个更具有终极意义的是，它更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退一步讲，实际上民主与民本也不是冲突的。相反，最理想的应该是民主成为助力改善民生的动力。首先，发展民生，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更能为此提供便利条件。其次，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人人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民主至少让民众对自己的钱袋子的安全不再担忧。也许，唯有如此，民主才是触手可及的，而不是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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