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中国金融中心，被蒋介石评价为“中外观瞻之所系”。而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政府近年在进行的最大改革，也表明了上海在中南海心目中的“标杆”地位。自贸区成立一年，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改革衍生品，却波澜暗涌，并不平静。9月15日，在王岐山私下赴沪几日后，掌握自贸区实权的上海自贸区副主任戴海波被免职。而在陆媒的评论中，上海自贸区改革一周年更被认为进展缓慢，蜚声四起。欲谈自贸区今日成败，必要先看上海于中央地位几何。中南海欲扶，自贸区遇到再大的阻力也不是问题，只需再给它一些耐心和时间。如果是高层失去信心，不断看衰，也就不排除上海希望凭借自贸区重塑“亚洲金融中心”的蓝图被打散。
李克强视察，为自贸区加持
视如己出 李克强为自贸区加持
分析认为，中南海已通过设立自贸区对上海的城市定位有了重新判断。其一，要通过自贸区重新确立上海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二，以自贸区为“剑锋”，为打破利益集团“试水”。第三，在加强其经济地位的同时，不断减少其政治高地的色彩。
在中国地理版图中，31个省份，在中共高层眼中都有着其独特的地位。如北京是政治核心，重中之重，深圳是改革先锋，各项政策的试验田，新疆是边疆重地，决不能乱，河南是农业大省，土地三农等问题不容有错，而上海，就被看做是一个能够成为亚洲金融中心，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的城市。
因此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以李克强为代表的中共高层，绝对是将上海自贸区视为“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延伸产品而力挺的。就在自贸区一周年，质疑声不断的时候，9月18日李克强亲赴上海调研，据报道，李克强“详细了解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一年来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进展，直接听取中外企业的建议”。而且在现场，李克强大声问：“哪个是做企业的？来说说自贸区让你感觉到好处没？”“自贸区有大未来，上海有大未来！”“祝愿上海自贸区繁荣发达！”李总理已经用如此直白的语言，表达了中央对于自贸区的态度。当然，李克强也对自贸区的问题表示了担忧，他与自贸区企业家座谈时就表示，“部分政策要重新研究”。李克强如此为上海自贸区加持，并非没有原因。从个人角度说，上海自贸区在舆论评价中一直被认为是“李克强的孩子”，是其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迄今最为公众所熟知的事件就是陆媒曾公开报道李曾为利益集团阻挠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拍了桌子”。而“李克强为上海自贸区拍桌”一则新闻，随后也被媒体大肆报道，以体现自贸区对于李克强的重要意义。
中央定位 重塑亚洲金融中心
为何李不吝啬希冀之词对自贸区表达期望，又为何坦言自贸区的政策存在问题，更要的要从中共治国层面考虑。因为成立上海自贸区，绝不会是李克强一人决定便可，而是需要整个常委会包括习近平一起达成共识。
上海位于中国东部弧形海岸线的正中间，地处长江三角洲最东部，东向东海，隔海与日本九州岛相望，南濒杭州湾，西部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最北部为处于长江入海口中的崇明岛。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常住人口逾2415.15万，江南的吴越文化传统与各地移民带入的多样文化融合，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海派文化。而1990年起实施的浦东开发开放政策更使得上海经济快速发展。
不过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发展增速开始减缓，伴随着2000年前后，江浙闽三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海越来越显出“泯然众人”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上海也一直没有恢复此前“东方巴黎”的地位。因此，在中南海层面，自然高度期望上海能够重回20年前高速发展的态势，真正实现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目的。
而上海自贸区，就可以看做是中央为上海“谋局”所做的加持。因为从一年之前，各方消息就显示自贸区的成立源于高层的直接推动，而非上海自下而上的申请。据传，在上海最早的自贸区申请中，据说只是想要一个保税区的升级版叫“浦东自由贸易区”，获得进一步的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而最终中央批复的版本是现在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另据报道，2013年3月下旬，李克强出京考察即前往上海。一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行程完结后，李克强向上海方面透露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想法，令上海官员感到“受宠若惊”。对此上海方面也表示自贸区是中央给上海的一个大礼----2013年11月11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总第577期），刊发题为《韩正谈上海自贸试验》的文章对韩正进行了专访，访问中韩正又谈及了习、李、俞、张、汪等中共高层在上海自贸区上的态度，树立他们“改革者”的标签，甚至罕见透露整个自贸区的筹备环节是“总书记还专门听取了汇报。到7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讨论；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专门讨论。决策如此迅速、如此快、如此高层，这一次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推动，总书记、总理直接推动，要不哪有那么快”。
最终使命：打破利益集团 推动整体改革
其次，从目前上海自贸区整个运行来看，中央对于上海的定位既不是要变成香港，也不是要让上海和新加坡竞争自由港，更不是要搞一个巨型的免税区或者经济特区。它是改革者撬动现有既得利益集团和现行经济制度的第一步。自贸区的最终使命是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中国当下面临改革深水区，中南海当下时局必然心知肚明，因此上海自贸区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剑锋所指比触动灵魂还要困难的既得利益集团。2013年5月，李克强在结束其上海考察的两个多月后，国务院推出了一份涵盖21项措施的初步建议书。建议书中提到了诸如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内简化外国银行设立子公司以及允许境外期货交易所在实验区内建立自己的期货交割仓库，但都遭到了有关部门的强烈反对。银监会在之后给国务院的回复中称，允许外国商品交易所在中国设立期货交割仓库的条件并未成熟，其它涉及金融领域的建议也需要仔细研究后再做决定。中国另一重要金融监管部门，证监会也否定了国务院提出的部分建议。对此，在一次国务院的闭门会议上，李得知其计划一直遭到反对时极其愤怒，甚至对上述两个部门的负责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该报道指出，根据李克强办公室的会议纪要，李就银监会的反对回应称，银监会反馈意见我不能接受，并因此“拍桌”。
实际上此处与前文所说的“李克强拍桌”，就被外界认为是中央对利益集团阻挠自贸区设立感到不满的表现。而自贸区至今有些“虎头蛇尾”之势，也被评论为并非设立自贸区决定有误，而是利益集团阻碍改革。
中南海“私账” 政治核心只有一个
第三，中南海在为上海自贸区加持之余，还有或许一个“私账”，就是“此消彼长”，在加强上海金融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削弱其在政治上的存在感。正如前文所说，31个省份，在中共高层眼中都有着其独特的地位。北京是政治核心，深圳是改革先锋，新疆是边疆重地，河南是农业大省，上海被看做亚洲金融中心。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中央曾经的所在地、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经济中心、工业基地，凭借独特的政治传统和地理位置，也一直在政治版图中扮演与北京“南北应和”的角色。“文革”时期，江青、王洪文等“四人帮”就是将上海作为“根据地”，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权倾朝野，而上海方面甚至一度在“四人帮”被捕之后有欲发动军事政变的企图。1989年之后，江泽民、吴邦国、曾庆红、黄菊等上海官员陆续进入中国政治的权力中心，据统计，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的31名常委中，有6人有过在上海工作的经验，比例高达19.3%，远超其他省份之上。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双核心”并不符合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中央权威的树立，政令的上下畅通，都决定中国政坛“双城记”需要结束。因此，中央在加强上海经济地位的同时，势必会减少其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
理想美好，现实残酷。虽然政府层面对于上海和自贸区寄予了如此多的厚望，自贸区也的确在过去一年做了很多“实打实”的事情，如新设立的企业大道10,445家；完成的经营收入是7,400亿元人民币（下同）；跨境人民币境外借款发生45笔，共101亿元；参与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试点企业17家，资金池收支额78亿元；区内经常项下结算546.84亿元，直接投资项下结算206.53亿元；区内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为800亿元，同比增长1.7倍，占上海市的12.7%；而在海关监管、商检制度等方面，上海自贸区的做法都可圈可点，已经达到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另外，关于上海自贸区设立黄金国际板、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网上跨境消费平台等，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
但是，相比成绩，外界看到更多的还是金融领域改革的不足，比如自贸区内的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放松资本管制、负面清单还很冗长。在《2014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蓝皮书》中明确指出，上海自贸区设立在先，很多中央的金融开放改革的配套政策及措施还未到位，上海方面被动等待，传统体制机制的东西可能乘虚而入进入上海自贸区。9月17日，上海一位政府部门匿名官员也坦言，“不可否认，上海自贸区改革政策发挥优势所需的时间要比预期长，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由此可言，任重道远，再给上海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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