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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统”当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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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古代贤哲孔子诞辰的2565周年。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全世界各地研究孔子和儒学的学者集聚一堂为孔子庆生外,中国官方也举行了一次超规格的纪念活动。就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出席纪念孔子诞辰活动的最高领袖。有观点认为,这不但是中共高层在释放对中国传统文化“拨乱反正”的信号,亦是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国家治理向现代化转变的一个重要信息。习近平与传统的结合,造就习“统”当道的局势,或将成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开端,成就一批新时代的孔子与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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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研究孔子和儒学的学者集聚一堂为孔子庆生

不做红色儒家的白日梦

孔子与习近平,一个古代的智慧大家,一个现代权力的王者,二者一旦产生交集无疑将引发中国的深彻变化。

在此次庆祝孔子诞辰大会上,习近平发表了长篇讲话称:“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这个讲话引发不同猜想,但却可以从中肯定,习近平完全不同于开展“批林批孔”的中共开国元勋毛泽东,他不认为儒家是开倒车的。不仅此前在多次场合引用儒家经典《论语》来表达自己,如今还提出中共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之本的同时,更多取道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习近平抛弃了中共领导人讲话中的八股风格,很明确地阐述了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价值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与意义。他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并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即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新的涵义。有评论由此推测,习近平有志于复兴传统文化和儒家文明,并将之与党国文化结合,打造“红色儒家”、“独尊儒术”,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从治国角度来看,习近平所要借鉴的,应该是包括孔儒之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独尊儒术”。而所谓打造“红色儒家”不过是一场过度解读罢了。

传统现代化重构是现实

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了,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 “中国梦”。然而,因过度“阶级斗争”的历史留给中国人民的阴影,早已让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的中共党文化难以担负这一角色。但缺乏文化认同,这个“梦”也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在讲话中才强调,共产党人虽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但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注意吸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很明显,中共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目的就是将中国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再造执政的合法性根基。

可仅仅用传统文化来实现“中国梦”未免有些想当然,在很多反对传统文化学者的眼中,传统文化就是孔儒,是封建落后的象征;而由于文革形成的文化断层也让当今中国传统所剩无几,更不要提用它们去实现“中国梦”了。虽然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却忽略了问题的本质。其实,习近平在实现“中国梦”的棋局里,并非只有传统文化一条策略。早在去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会议上,习近平也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曾将这一概念抽象为中共的“第五个现代化”而被广泛认可。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在接受传统文化时,并没有和“第五个现代化”相结合,失去了对习近平政策把控的全局观。

在很多人看来,传统和现代是两个冲突的概念。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被贴上“落后”标签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和“现代”二字对立。实则不然,再先进的现代化都是源自于对过去传统改变的基础上而存在的。其次,传统想要延续下去,也要适应和融入到现代的生活当中。同理,治国过程中的传统和现代更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换言之,习近平取道传统文化,并不是要赋予传统文化以“体”之地位,用它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是从一个非常实用的目的出发,以传统文化来补马克思主义之不足。其实,这正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的过程。

当下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表明,现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对社会改革的排斥,也并不主要基于民族精神或文化认同的要求,而更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破坏的关注和对儒家德性伦理普遍价值的认知。因此,对于治国理论匮乏的社会中,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养分也是情理之中。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既要工业化,又要西方化,不仅在器物、制度层面学习西方先进国家,而且在文化心态上也会向西方看齐。第二个阶段,则是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一方面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也会在文化心理上变得更加自信,重建自身的历史叙述和话语体系,此时会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更为重视。

很明显,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就是应对第二个阶段的操作。简单地说,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文化认同,并且用传统的文化力量来化解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大陆日趋严峻的信仰、道德和精神危机。

敲开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之门

虽然这只是一个推理,但是在一个集权的国家里,统治者的推动力是无法估计的。习近平“平反”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一方面,习近平将马克思与传统文化并列,将会打破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与传统中国哲学研究学者老死不相往来的现状。这也打破了思想的锁链,给多元化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天空。另一方面,西化的治国现代理论无法解决中国发展的社会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硬性的需要自然会滋生出符合新时代的思想家来。

习近平已经提出了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怎么在国家治理扮演积极角色”。所谓时势造英雄,对思想界而言也是一样。不难想象,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不可能是没有思想的官员或思维腐朽的学者。换言之,能帮习近平完成对传统文化现代重构的人,必然是一批思想开放,专业能力过硬的学者。

由此可以猜想,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哲学界将会出现一批优秀的思想家。如果是这样,中国将摆脱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没有现代哲学思想的历史,这对中国思想领域来说,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是一批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学者,也是一批对世界哲学都有着影响的学者。

回到习近平自身,放到历史长河中,为传统文化拨乱反正或将成为他最大的治国功绩,因为在他的这个政治举措里,或将推动新世纪的孔子或苏格拉底出现,而这对人类社会来说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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