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中共依靠历次群众运动赢得了政权，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大多数民众都站在中共一边。而随着物质的高速增加，群众似乎一度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习近平上台执政，坚定地布置他的群众路线运动，力图让群众回到政治的主体中，刘云山则被选定为践行此项运动的操刀人。
刘云山在基层调研，他被习近平选为群众路线运动的“操刀人”
在这场运动开始之初，不仅西方媒体抱着怀疑态度，在中国舆论场中，许多人也不看好，如有观点担忧其沦为“形式主义”，浮于表面，草草了事。或认为它仍然摆脱不了“运动”属性，如一阵风吹过，治标难治本。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中国政治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 2013年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就认为，中共领导人“尝试群众运动，可能会自找麻烦。”
令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强力推行一年半后，中共的党风和官风悄然发生着深刻变化。香港和台湾的商人，对大陆开始变得有些“陌生”，他们曾经习惯了十多年间与官员们觥筹交错、迎来送往的熟悉节奏忽然间消失了。一位香港商人曾感叹，以往自己每次赴京，都要张罗大小饭局，所宴宾客也多是“达官贵人”，但是现在，自己“已经根本请不到人了”。而中国的民众感受应比商人们更直接，围绕他们身边的各类“办事难”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变。一家西方媒体都认为，“中共的群众路线与整风运动给群众省了钱”。中国网民则将其称为中共历次“整风运动”中“最见效”的一次。“自我开刀”式的运动
即便如此，刘云山似乎并不敢松口气，对群众路线的继续推行并不罢休。他近期曾声称，教育实践活动正处在关键阶段，越往后越需要持续用劲。这不难理解，刘云山相当清楚习近平对此项任务的迫切度和实现最终目的的路径。今年5月，习近平格外强调群众路线运动“制度化”。刘云山随即具体布置，誓言对官员违反制度零容忍，尤其提出群众运动防止短期效应，“确保活动不虚不空不偏、不走过场。做到真改、实改、彻底改，努力根除作风顽瘴痼疾”。更多的官员终于开始明白，至少在习近平任内，他们不能再幻想回到过去的日子。其实早在去年年底，刘云山就提出“用机制规范权力运作，以制度机制固化成果”，只是那时大部分官员并没有意识到“狼会真的来”。
当山西省的官场发生巨大震动时，习近平派出刘云山代表中共赴太原“坐镇”。当时外界猜测纷纷，解读其中政治含义，因为上一次政治局常委坐镇地方大员任免的案例还是发生在2010年的新疆，当时正是时任党校校长、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出席。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说，类似山西的事情，不会因打掉几只“老虎”就罢手，如此也难向民众交差，而是更需要党建与干部治理适时的跟进，更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中共治党，亟须借此走向“制度化”，这才是刘云山赶赴山西“训话”的主要原因。
海外观察者认为，刘云山扮演着“农药喷洒机”的角色，他需要大面积喷洒不同农药，从整体上消除中共党内的各种“病虫害”。加上王岐山的“打虎拍蝇”，刘云山与王岐山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在习近平的统领下形成了“治党铁三角”。在近两年的群众运动与反腐中，官方公开宣称有7万多党政官员受到不同处理。中国民众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们唯一担忧的是这种变化是否长久，能否真的形成制度化。而在分析家眼里，他们更关注透过群众路线运动是否能够实现这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刘云山所肩负的这项正是实现于此的核心路径。
如何治党，如何借助群众的力量实现“革命”的目的被中共誉为赖以生存的法宝，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一直是摆在中共领导人面前的“老问题”。十八大过后，上任之初的习近平，怀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政治勇气，开始直面这个老问题，喊出“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之言，展示出要让中共八千万党员“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决心。刘云山在具体布置此项工作时也在告诫官员们“对人民群众要有敬畏之心”，“群众的意见就是我们的镜子”，他甚至还声称，中共要有“自己拿起手术刀”的自觉。改革是自觉的，割除藩篱和痼疾。群众路线所展示的改革挑战不仅不轻松，更需抱着自我开刀、自我革命的勇气方能完成。刘云山在接手后每一次的讲话与推出的实施办法，背后都有习近平的影子。从颇感棘手，到效果显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刘云山和他执刀的群众路线走向了正常轨道，中共一种新的政治气象终于初现。
这种政治气象的改变，在中国官僚内部引起的震动不再是虚无缥缈，越是高层的官员对这场运动的切身感受越直接。与北京高官接触颇多的商人向感叹，“现在即便请熟知的副部长级以上官员吃饭叙旧也是难上难”。据了解，由于党内整风与群众路线相互结合形成的多重氛围与压力，现在级别越高的官员，更倾向于在办公场所会见来访者，而不会选择在家中或会所性质的地方。这种转变的好处让高官夫人感受最深切。她们发现自己的丈夫不再整日晚上醉醺醺，或者夜不归宿。当然，他们跟子女在一起的时间也在增多。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民间就“酒风就是党风”传出过很多诙谐的桥段。亦有很多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商人之间，通过“酒桌的腐败”结成了所谓的小圈子政治与政商关系。这些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成的集团、派别，多为争夺权利、排斥异己，在中国政治史上被称为“朋党”。中国古代官场，士大夫结党是常事，发生朋党之争也是常事。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祐党案、明代的东林党案便是其荦荦大者。如今中国的官场，随着改革开放所产生的重大利益诉求，实际上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朋党，如周永康案件实际就是规模庞大的朋党窝案。大大小小的朋党，大都是在酒桌上逐步结盟，也是在酒桌上商讨、分割自己的利益，这就是“餐桌政治”。中共最高层实际上亦瞄准了“朋党”现象，无论是整风、群众路线还是反腐，彻底整治“朋党现象”是他们不方便公开的核心目的之一。
的确，这种醉生梦死的酒桌文化弊害之大对中共而言或许是致命的。但如今，最起码高官林立的北京发生了较为根本性的政治风向转变。就如负责官员监察的人士所讲，酒场少了，实际上是对干部的保护，不仅保护了他们的身体，也让他们与“灰色地带”绝缘，营党结私的机会就会减少，投入工作的时间就会更多。“酒场的变局不应只看给高档酒店与会所带来了冲击，更应该看到借此给整个官僚风气带来的积极变化”。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
其他国家绝无仅有的群众运动，正在地球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轰轰烈烈地开展着。而群众路线的实质则是中共这个政党在新时期的重新建设。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中，排名第五的刘云山同时担任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这意味着他是主管所有党务工作的“党务大管家”。而群众路线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中共七常委都投入的运动。他们都有称之为“联系点”的固定地区。经过两轮这样的集中运动，常委们从省级跃到了县级。如第二轮运动习近平的联系点是河南兰考县，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的固定联系点分别是内蒙古翁牛特旗委、福建上杭县、云南武定县、陕西礼泉县、山东蒙阴县和吉林农安县。其中的绝大部分县并不为人所知。
对于中国政治的观察，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观察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他们最近在说什么，在强调什么？通过措辞和频率，就可以预判下一阶段政坛发展走向。对于习和刘的“双重观察”，是洞悉中共治党思路的关键步骤。习近平作为“唤醒中国”的国家领袖，曾经的中央党校校长，自然对党建担负统领全局的作用。刘云山如今的党务大管家身份亦非同一般。中共治国，向来讲究“笔杆子、官帽子、枪杆子”三者并举。“笔杆子”自然指宣传系统，“官帽子”则被代指组织人事架构，而“枪杆子”就是军队等国家机器。在中共的概念中，中共政权的稳定，就需要这三者保持稳定。
颇令外界意外，在这三者中，刘云山主管其中的二个。作为曾经的中宣部长，现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从高层分工上，刘云山手中紧握“笔杆子”和“官帽子”，主抓宣传、组织人事两大权力要害领域。从刘云山的讲话、行动中，亦不难发现他是习近平忠实的支持者、追随者。刘云山不仅担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起草小组副组长的职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即深改组）位列第二的副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即网安组）的副组长，亦主管着中共的组织部门，担任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手握如此多的权杖，刘云山有充足的底气去实施群众路线。
既然称之为“群众路线运动”，如何“接地气”，让这个运动能够“落地”，回到群众中去，是中共高层思之再三的问题。如果不能让群众感受到群众路线运动，即便再有底气，再多的高层讲话也是隔靴搔痒。通过群众路线运动巩固中共执政合法性，有底气带领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的也就如空中楼阁，难以达成。这也是为何习近平一再强调群众路线运动不能沦为“形式主义”的原因。甚至直接促使了在今年第二批群众路线运动中，中共七常委罕见地直接进入县级政府参加民主生活会情况的发生。对此有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解读认为，在中共决策层眼中，“接地气”才能更有底气成为他们共识。海外在看待习近平发起群众路线运动的动机，解读这种讲话“接地气”的转变时，更愿意从他们青年时期的人生经历谈起。在观察家眼中，领导人曾经的人生遭遇，将深刻影响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甚至治国观，从而直接左右当下的治国方略。翻看执行官刘云山的官方介绍，刘出生在内蒙古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学习、成长都在内蒙古这个边疆省份。参加工作之初，他在农村学校做过教师，在农村参加劳动锻炼。1975年至1982年，刘云山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了7年的“农牧口”记者。此后又从地方的宣传部干事起步进入仕途，从赤峰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他是常委七人中最早进入核心政治局的委员。这些曾经的地方经历，都能帮助刘云山在推动群众路线时明白“地气”在什么地方。
或许正是这种对地方上的了解以及调研，在此次运动中，对底层官僚机构与官员的冲击最大，以至于很多只存在于底层的“潜规则”很难再有生存空间。有调研报告显示，到最底层的乡镇，饭局减少了80%以上，自助餐和食堂就餐明显增多；地方官员都曾经享用过的高级月饼、大闸蟹、名烟名酒名表等，在商店中呈现了滞销的现状，就连很多地方上参军入伍需要送礼品卡的规则也一夜间化解掉。但地方上的官员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不会有太强的政治高度和抱负。一批数量庞大的地方官员，很多仅仅是害怕被举报。他们明白，只要被举报，上面就会严查，这跟过去是截然不一样的。
其实，刘云山主管的“官帽子”，也为群众路线真正能见成效奠定了基础，至少能让那些官员们心存敬畏。“领导干部要心中有杆秤，手中有戒尺”；“权也好，钱也好，名也好，都是一把双刃剑，既会带来鲜花也会带来罪恶，既会带来荣誉也会带来镣铐”。这种与以往不同的非官方式的表述，对公众传达了清晰的信号，又带着强烈感情，向官员们直接表达了应有的态度。而刘云山也依仗着多个领域的权力贯通，能顺畅地推动这样的大型运动。
整风事关中共历史周期
中共十八大已至两年，四中之后十九大在望。中共的治党运动依旧处于发力期。“反腐、整风会否引来官员反弹？下一步将走向何方？”中共治党在“接地气”上还会再有怎样的表述和举动，常态性如何用更为清晰的制度确立？在群众路线运动取得中共历史上“最见效”效果的同时，这些问题也浮于海外观察家们的心头。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后续还需要看习近平再有怎样的动作和表态，刘云山如何把握好这个方向盘，这始终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当然，更需要看“群众路线”的发展，是否对惠及普通民众的利益继续发生着深刻改变。按照中共的说法，目前的群众路线还没有到治本的阶段，只能是先治标才能再治本。这样的群众路线与整风运动毕竟才进行了两年不到，靠这样的一次整风就奢望根治多年的积弊显然是不现实的。就比如刘云山曾提及过的弹簧门与玻璃门现象，法律与政策是看得见了，但“慢作为”代替了“不作为”；政府的态度好了，但事仍不好办，或者不真办，问题又被拖了下来，弹了回去。这样的“弹簧门”、“玻璃门”，把整风变成了“作风秀”。
很多人也持有一种中共“为了整风而整风”的观点，担忧其没有系统性和连续性。此次整风设置了各级官员的办公室必须遵循的面积，也的确清退出大量的办公场所，但这些场所只是被清退而已，很多并没有排上其他用场，闲置起来。各级政府在整风中节约出大量的财政资金，但这些资金如何安排，又流向了哪里，也将会成为关注点。很多地方官员仅是怕被举报才告收敛，监察机制弱化下去，这些官员又会我行我素，因此如何把包括群众路线运动的整风抽象成中共新时期的强硬制度就相当关键。当然，在中国的官场上还有“整风过头论”、“整风斗争论”等声音，这些都需要中共及时盘点当前的整风方向与效果。
近期也注意到刘云山在强调群众路线运动“到了盘点交账的关键时刻”，可如何盘点，如何交账并非是简单的事情，关键是盘点交账后未来要如何做。有观察人士就称，这样的整风肯定要持续下去，持续到什么程度很难讲。通过观察习近平和刘云山一系列有关于此的讲话与行动，他们肯定是在考虑彻底革新当前的官僚体制与规则，建立一种全新的官场模式。但要建立这种颠覆性的新模式，就必须让这种整风效果融入到后备干部中去，卓有成效地传导下去，才能形成一种新的官场文化。对中共本身而言，也只有这样才可能跳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周期律，找到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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