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和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共有七千多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在会上刘少奇针对大跃进指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令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冲突升级，文革爆发后第二年，即1967年，毛泽东针对刘少奇发表讲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刘少奇为何在七千人大会上与毛泽东针锋相对，胡鹏池于共识网发表文章《为什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胆子大？》，讲述刘少奇后半生甚至是一生中最绚丽的篇章。
1961年4月，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期间伏案照
总的说来，在建国以后的政治经济工作中，刘少奇确实经常有一些自己的主张，其中有一些确实也是比毛泽东正确的主张。但是，大凡与毛泽东的主张发生冲突时，刘少奇都会很快地放弃自己的主张，唯毛泽东的主张是从了。
唯独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一个例外，刘少奇在会上会后一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泽东不高兴的话。如：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要知道，毛虽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但他毕竟是肉身凡胎之人，即便是和尚，仍然是一具行走于人间的“孤僧”，总还有可畏惧之处。即使是在长久的战争环境及党内斗争的环境中，早就炼就了不世武功，炼成了金刚不败、百毒不浸，毕竟仍然有“软肋”，仍然有“命门”。
毛畏惧什么呢？他的“软肋”、“命门”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就是“历史”，也就是地狱之门。“无法无天”，可以“无法”，也可以“无天”，却不能“无地”。“地”就是身后之事，就是历史的评价。
刘少奇的这些话虽然击中命门，却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埋下了种因。人们不仅要问：“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为什么一反常态，他哪来的那个胆？
本文旨在回答这个“为什么？”
1962年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史称的“七千人大会”有两个主角：毛泽东与刘少奇，还有一个“第三人”：林彪。“第三人”是一个法律专用名词，用在这里颇合适。
刘少奇当然不是先知先觉者，而且他一贯唯毛泽东的马首为瞻。对于“大跃进”，刘少奇是拥护的，似乎也不是“违心”的拥护，而是想通了的那种“拥护”。毛泽东视察徐水，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去了；庐山整彭德怀，他也是相当积极的“积极分子”；“信阳事件”也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
所有这些历史上重大的左倾事件，刘的立场与观点与毛并没有什么不同。
刘与毛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毛是原创者，刘是胁从者与执行者。所有这些“祸国殃民”的臭玩意儿都是毛发明的。半年之前的刘还在支持周恩来的“反冒进”，所以说对于“大跃进”，刘既缺少那个思想基础，也没有那个地位去充当发明者。但作为毛“大跃进”的拥护者及执行者，刘是既有那个思想基础，也有那个理论水平，还有那个政治地位的。
大跃进，刘少奇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甚至也是一个“推手”。“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刘也有不可推卸、不可逃脱的责任。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查一查刘在这期间的言行就行了。
在大跃进的这几年，除了“毛主席走遍神州大地”外，刘主席也是走遍神州大地的，处处留下他的足迹，也处处留下他的话语。
如：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在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刘即说：
“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徐水的那个叫张国忠的县委书记告诉他，现在有些地方密植，一亩地下的小麦种子达到700至1000斤。听了这样的高烧胡话，刘将信将疑，虽然没有表扬，可也没有批评，更没有制止。
又如、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刘居然说：
“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