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顺口溜是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饭饿得慌。”古人也说：“民以食为天”，也就是说，吃饭是民生的根本；而大米在中国民生中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米饭
全球有三个种水稻系统：中国系统，包括朝鲜半岛及日本；南亚系统，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东南亚系统，包括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及澳洲，由此看来，大米也是与全球的民生息息相通。
中国作为产米的大国，涉及与大米有关的食品琳琅满目。以香港日常所接触的食品为例，用大米、米浆制成的肠粉、米粉和粥类的美食，实在是不胜枚举，从最下里巴人的斋肠到酒楼的鲜虾、叉烧以及牛肉肠粉均是。各茶餐厅供应的各式米粉、河粉以及各种粥类也是令人回味的美食，粥类中如及第粥、艇仔粥、柴鱼花生粥等也构成了香港人早餐或夜宵的美食。中国，特别在南中国，以大米作主料的食品多得不计其数。
中国的大米文化对东南亚的居民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星马泰被称为“贵刁”的食品，是闽南、潮州语“粿条”的转音，泛指河粉。当地的贵刁食品成了著名的小吃，而被称为喇沙的小吃也是以米粉作为主料。印度尼西亚诸多以大米为主料的糕点，其制作方法显然受到早期中国移民的影响，他们制作的碗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古时候，人们是如何为大米去壳呢？《诗经·生民》中说：“舂之揄之，簸之揉之，释之叟叟，蒸之浮浮。” 这里告诉我们，谷物脱粒和做饭是一个繁复的集体劳动过程：有的人用木杵在地上掘出的臼里捣着谷物，有的人用木瓢把舂好的谷粒舀出来，有的人用双手搓揉着谷粒使糠皮脱下，有的人在簸糠皮、稗子，待谷物加工好后，就去淘米，淘米声嗖嗖响，接着下锅蒸煮，热气升腾，这样才能实现粒食。
其实，大米到米粉，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先秦时代人们常吃的粥饭是黍、稷和菽。黍和稷统称粟，菽是豆的古称。当时稻米和麦子都是珍粮，一般人不容易吃到。而且要吃麦子，也不能粉食，只能粒食，把小麦仁蒸煮成麦饭、麦粥吃，因为石磨还没有出现。 春秋末期，公输般创制了石磨。石磨用来磨砻谷物，既能磨脱谷物皮壳，又能作进一步加工，使小麦的麸皮从麦面中分离出来，做成了面粉。当人们学会磨制面粉和米粉的时候，各种粉食制品乃应运而生。
到了汉代，用人工手推和用畜力牵动的石转磨试制成功，人们又创造了簸选谷物用的木制农具棗风车（又叫 扇，是利用扇板回转生风的原理制成的），这样，从原粮到口粮、从粒食到粉食一系列加工过程，面貌完全改观了。 自两汉到近代，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农村，杵臼、踏碓、水碓、风车、石转磨等设置，是很普遍的。元代时，我国巧工瞿氏发明机械传动磨面的方法，把磨设在楼上，楼下设机轴以旋之（据明陶宗仪《辍耕录》）。这是世界上第一台机械传动磨面的设备。人们要粒食还是粉食，可以各听其便了。至于采用钢磨加工粮食，那是上个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了。
米粉以大米为原料，经浸泡、蒸煮和压条等工序制成的条状、丝状米制品，而不是词义上理解的以大米为原料以研磨制成的粉状物料。米粉质地柔韧，富有弹性，水煮不糊汤，干炒不易断，配以各种菜码或汤料进行汤煮或干炒，爽滑入味，深受广大消费者（尤其南方消费者）的喜爱。米粉品种众多，可分为排米粉、方块米粉、波纹米粉、银丝米粉、湿米粉和干米粉等。
关于米粉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种是古代中国五胡乱华时期北方民众避居南方而产生的类似面条食品。另一说法是秦始皇攻打桂林的时候，由于当时北方的士兵在桂林作战，吃不惯南方的米饭，所以当时的人就用米磨成粉状并做成面条的形状，来缓解士兵的思乡之情。
有史可查的是，清朝时，桂林轩荣斋的炒粉、会仙斋的卤粉、易荣斋的汤粉，各有绝活，吸引了无数的回头客。三斋之间不是以拆对方的台而后快，而是互相勉励，各出奇招，你卖汤粉，我就卖卤粉；你卖卤粉，我就卖炒粉，既公平竞争，又都动足脑筋，翻新花样。因此，“三斋打擂”的典故，至今仍令入津律乐道。桂林米粉，后来派生出凉拌纷、酸辣粉、三鲜粉、牛腩粉等等，给米粉注入了无限活力。而桂林米粉对柳州螺蛳粉、广东卷肠粉等的包容，又充实了桂林米粉厚重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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