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决定：由沙风任组长，盖国英和我为成员，组成指挥小组，负责指挥；武汉军区的领导同志随同小组，负责执行排水任务。
我又汇报了李先念要确保宿鸭湖等水库安全的指示，纪登奎说：“如果再有水库出问题，我们就得下地狱，决升不了天堂。” 要我立即说出灾区附近每个大型和中型水库的位置、工程规模和防汛任务的大小，由军区派驻军到水库负责防汛。我每说一个水库，武汉军区参谋长就说出这个水库附近的驻军情况，并决定担任防汛任务的具体部署。
汇报后，我随沙风、盖国英，以及驻马店地委书记等，乘直升机去新萘。县里已为我们淮备好了一艘柴油机船，作为指挥船。我们在南关上船，这时不需要遵循什么航道，陆地也可以行舟。我们约在上午10点到了班台闸，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已经守候在那里。他登上指挥船和我们联络，说明以后由他随同指挥小组活动，接受和执行任务。
他报告说班台闸已经装上炸药，请示开始爆破，沙风同意，将指挥船退出危险区。只听一声巨响，我们再到闸前，所有闸门、闸墩都已炸去，洪水汹涌向分洪道流去，我们循大洪河向下察看到洪河口，然后转到东面的地理城，再循分洪道向上察看，至深夜经班台回到新蔡县城。察看以后，我们对应该炸开的堤坝已经做到心中有数。
次日，亦即15日，舟桥部队已经星夜赶到，安徽省委也派来负责同志，配合做好群众的疏导工作。我们指挥小组再次出发，一共用了两昼夜时间完成了预定的爆破任务。
当我们于17日凌晨3点返回新蔡县时，由于水位下落，指挥船已不能开到南关，只能停靠河边的船码头了。新蔡水位14日最高达38.63米，洪、汝河平原积水最多达35亿立方米。14日炸开班台闸和15日完成其它爆破任务后，水位迅速下降，被洪水围困的灾民得救了。
由于加快排水，洪河以下的淮河流量增加，启用了蒙洼蓄洪区，多淹了蓄洪区的18万亩地，其他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和直接指挥下，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安徽人民的支援下，驻马店特大水灾的抢救任务完成了。应当说，1975年河南水灾，从抗洪救灾指挥的角度来看，领导迅速赶赴灾区，汛情判断准确，决策十分果断，行动也是相当迅速的：
水灾第二天，领导干部就抵达灾区勘查灾情，成立抗洪救灾的指挥机构；中央慰问团8月12日到达灾区，立即投入抗洪救灾，8月13日夜，中央慰问团又连夜返回北京汇报；国务院8月14日凌晨听取汇报，随即起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联合命令；当天上午10点，泄洪的现场就开始爆破作业，并没有贻误战机。
至于调动军队抗洪救灾，空军派轰炸机，海军派冲锋舟，要炸掉的，是下游地区人工修筑的那些阻水堤坝，而不是板桥水库的什么副溢洪道。这位石磊记者，你现在明白了吗？
1975年河南水灾的简要概况
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我手头有一大堆材料，是一位水利专家的朋友送给我的；后来，又得到一本《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的大型画册，河南省水利厅编，黄河水利出版社2005年7月版，是关于河南1975年水灾情况的公开出版物。不过，这些材料和出版物，专业性很强，篇幅也相当大，有五六十万字，一般读者看起来可能比较吃力。我简要谈点概况吧。
一，雨情。1975年8月河南这场特大暴雨，后来成为一个水利专业名词，
称为“75·8型降水”，在豫南地区影响范围达四万多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的洪汝河、沙颖河流域，以及汉江水系的唐白河。这场“75·8型降水”的特点是，强度大，面积广，雨型恶劣。这场“75·8型降水”的特大暴雨，历时五天，主要集中在8月的5、6、7三天，以7日降雨最大，又集中在最后6小时，这种“大 ─ 小 ─ 特大”的雨型，对水库的防洪调度极为不利。
这场“75·8型”特大暴雨的中心，三天最大雨量的地点，在板桥水库附近的林庄，降雨量达1631毫米，比河南正常年份两年的降雨量还要多，若是雨水的旱年，相当于三年的降雨量了；其中，48小时、12小时、6小时、3小时、60分钟的点降雨量，均创国内的最大记录；尤其6小时降雨量为830毫米，超过正常年份一年的降雨量，打破了世界纪录。此前6小时降雨量的世界纪录，发生在1947年7月1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密士港，是782毫米；“75·8型降水”的这项新的世界纪录，至今尚末被打破。
水利专业将暴雨按概率如以分级，有50年一遇、百年一遇、五百年一遇、千年一遇，“75·8型降水”中心的地点，超过千年一遇的水平。二，水情。这次“75·8型降水”特大型暴雨，共产生洪水量170亿立方米。
洪水来势迅猛，大大超过河道排洪和水库防洪调蓄能力。处于这次特大暴雨范围内，共有10座大型水库（一亿立方以上），情况分别为：
薄山水库水位超过坝顶，但低于防浪墙；
宿鸭湖、孤石滩水库，水位超过校核水位；
宋家场、昭平台、白龟山水库，超过设计水位；
位于特大暴雨中心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于8月8日1时左右，因洪水漫过坝顶，导致溃坝失事。暴雨区内，还有两座中型水库（一千万立方至一亿立万），58座小型水库（一百万立方至一千万立方），相继垮坝失事。
三，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的情况。
对国内发生的水库失事，人们的印象，通常首先想到的就是：1958年“大跃进”时大兴水利，设计不讲科学，施工不顾质量，把水库搞成“豆腐渣工程”了。应当承认，“大跃进”时建的不少水库，质量确实有问题，有些病库、险库，直到今天尚待整修加固。可是，这两座水库的失事，还算不到“大跃进”的账上，因为这两座水库，都不是“大跃进”的产物，而是建国初期建成的。建国初期，由于我国水利技术力量薄弱，这两座水库，都是苏联专家设计的，而且是由中央政府投资兴建。因此，就设计和施工的质量而言，应当说还是不错的。
这两座水库溃坝失事，略去复杂的水利专业叙述，大致情况是：
板桥水库，按百年一遇设计，于1952年建成，1956年加固扩建后，最大库容近5亿立方，调洪库容为3.75亿立方；而“75·8型”特大暴雨时，涌入水库的洪水总量近7亿立方，超出调洪库容近一倍。
石漫滩水库，按五十年一遇设计，于1951年建成，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兴建的第一座水库，后经1956年和1959年两次扩建加固，总库容近1亿立方，调洪库容为0.7亿立方；而“75·8型”特大暴雨时，洪水总量达到2.24亿立方，超过水库抗洪能力的一倍以上。
这是板桥和石漫滩两座溃坝失事水库的基本情况。
四，板桥、石漫滩两座水库失事的教训。“75.8”水灾后，地方政府和水利部门分析水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领导的问题，技术的问题，有不少材料。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75·8型”特大暴雨之前，河南全省旱情严重，各级领导的精力集中在抗旱上，忽视了洪灾的危险，防汛意识淡薄，思想麻痹大意，地区防汛指挥机构成立过晚，防汛抢险队伍和防汛物料等准备不足，也未预先制订防汛抢险的应急方案。这是领导方面的原因。
“75·8型”特大暴雨来临时，水库管理部门的预防和应急处置也有失误。“75·8型降水”之前，板桥水库的汛前水位，超过汛限水位1.18米，超蓄水量3200万立方；“75·8型降水”来临时，作为水库对汛情的处置，板桥水库主溢洪道开启闸门又延迟了5个小时（8月6日零时，库水位超主溢洪道0.02米，8月6日5时45分，主溢洪道开闸放水）。而在两座水库在溢洪道开始泄洪后，都曾关小闸门、减少泄洪量，其中，石漫滩水库关小闸门的原因，是为了减轻下游田岗水库和西平县的洪水压力，造成减少下泄量400万立方；而扳桥水库，是为了保护闸下的消力池和下游遂平县堤防抢险的要求，造成减少下泄量460万立方。这是汛前预防和汛情应急处置的失误。
水利专家则从水库设计的角度提出问题，陈惺在《牢牢记取“75.8”特大水灾的教训》文中提出：两座水库扩建以后，于1965年和1973年两次进行复核，认为水库安全标准不足，建议板桥水库加高大坝0.9米，石漫滩水库加高大坝6.4米，可是未能引起领导的足够重视，没有进行扩建工程。
从水利专业科学的角度和“75·8型降水”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当说，即使防汛的领导坚强有力、抗洪抢险的处置失误能够避免，甚至这两座水库进一步加固扩建的方案得以实施并且已经完工，遇到“75·8型”这样的特大暴雨，是否就能够避免溃坝，也不能说就有可靠的保证。
我们应当承认，大自然的力量，有时是人类的努力不可抗拒的。1975年河南水灾后，鉴于板桥、石漫滩两座水库的惨痛教训，水利专业部门曾经要求全国所有水库都要按照能够抵御“75·8型降水”进行扩建改造。但是，几年以后，人们从“75·8型降水”引起的震惊中冷静下来以后，水利专业技术人员重新进行科学理性的审视，发现所有水库完全按照抵御“75·8型降水”进行扩建改造，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水利是科学，或然性的规律，也是科学。
因此，在“75·8型”水灾中，最应当记取的惨痛教训，是在水库溃坝时，没有及时通知水库下游的群众疏散、撤离，造成人民生命的巨大损失。
两座水库溃坝之前，板桥水库于8月7日9时曾作出决定，通知群众组织撤离，离溃坝16个小时，可只是通知付溢洪道下游撤离，石漫滩水库于8月7日14时决定安排下游群众转移，离溃坝10个小时。但是，由于“75·8型”特大暴雨中，公路桥涵垮塌，通信线路毁损，连水库的电话总机也因房屋倒塌被砸坏，水库管理所和下游的公社、县乃至地区的对外通信联系中断、交通受阻，水库管理部门又未能配备无线通讯手段，使水库险情，不能及时向上级报告，组织群众撤离的通知，也无法有效传达。
在水库溃坝前夕几个小时的危急时刻，水库管理部门和水库驻地的部队，曾经用发射信号弹、连续呜枪的方法，向水库下游的村庄发出疏散、撤离的警讯；可是，由于雷电交加，又是深夜，下游地区村庄的群众没有看到和听到这些警讯，即使有人看到信号弹，因事前未经培训和约定，也不明所以，因而基本没有起到传达警讯的作用。
结果，水库垮坝以后，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惨剧：板桥水库下游群众的牺牲最为惨重，河南1975年水灾造成的人员死亡，绝大多数发生在板桥水库下游的村庄；石漫滩水库溃坝后，下泄的洪水造成下游的田岗水库连环溃决，还使田岗水库管理所坚守岗位的十六名抗洪救灾人员全部遇难。
在“75·8型”特大水灾之后，水库防汛的通信系统改善和加强了，普遍配备了无线通讯手段。不过我认为，应当总结的经验教训还应当有：
第一，遭遇特大灾害时，当地党政主要领导应当亲临现场，在第一线直接指挥。因为，组织群众疏散撤离，这也是大事，副职和业务部门负责人，不好下这样的决心。而紧急时刻，请示汇报，来来回回，又会误事。
第二，特大灾害的领导指挥，应当实行战时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实行首长负责制。集思广益是必要的，可紧急时刻，“民主决策”，七嘴八舌，议而不决，也会误事。板桥水库防汛，就有这样的教训。
五，看了许多材料，有些感慨，谈点题外的话吧。我想谈的是，灾难发生和抗灾抢险中，表彰英模和责任追究，这两者关系的问题。
灾难有许多种，火山，地震，海啸，飓风，暴雨，洪水，泥石流，各种火灾，交通事故，矿山事故，等等，有天灾，也有人为的。
灾难会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但在抗灾抢险的斗争中，也会产生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对抗灾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进行表彰和宣传，这是我们国家过去的传统，是从革命战争年代继承下来的。宣传表彰抗灾抢险的英雄模范，不仅对英模本人理所应当，而且能够发杨社会正气、提振民族精神。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是这样做的。灾难发生的原因，如果是人为的，当然应该追究责任；即使是自然灾害，如果因为政府预防和救灾的组织领导不力和应急处置失误以及渎职，而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要追究责任，也理所应当。这自然也包括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民主监督。
在革命战争年代，对领导的民主监督，是我们党的传统。不过，那时的民主监督，主要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群众，由于革命时代实行战时体制，民主监督自然不可能很充分。至于革命队伍之外的社会广大民众，要对党政领导实行民主监督，实际上是很不够的，甚至基本缺如。
不过，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还有个好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毛主席倡导的“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在革命时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金一南的《苦难与辉煌》一书中谈到：那个时代，领导干部向上级报告工作，明明打了大胜仗，工作成绩很大，可对缺点错误却是说了又说，原因也是找了又找，毫不回避推诿，报告的一大半，竟然都是自我批评，就好像犯了错误写检讨似的。建国以后，我们党继承了这个好传统。
可是，革命胜利了，和平时代了，又执掌政权了，环境条件毕竟不一样了；时间长了，当领导的，精神不免懈怠，骄惰之气滋长，还学会了“护短”，加上缺少来自人民群众的制度性民主的监督，许多好的传统慢慢就走了样，老百姓挖苦道，“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表杨和自我表扬”了。这也包括抗灾抢险中关于英模宣传表彰的具体做法。
作为典型，1982年发生的“渤海二号事件”，就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海上石油勘探船，遇到风浪，这是天灾，可预防和抢救不力造成生命财产损失，领导是有责任的。但是，到了事后，却不追查事故原因，把抗险救灾的英模宣传表彰，变成掩盖领导责任的手段，这就很不应该了。
由对“渤海二号事件”的严肃处理，事情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发生重大灾难以后，不允许用表彰英模来掩盖领导责任。虽然也有人说，这件事处理得有些过于严厉了，或者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因素；但是，由此引发的重大转变，是有积极意义的，完全应当肯定。灾难发生之后，分析事故原因，追究责任者，以“渤海二号”为开端，各级领导不能不重视了。
不过，就像毛主席讲的一条哲理，“一种倾向往往掩盖另一种倾向”，事情发生重大转变之后，也发生了另外一种倾向：灾难发生之后，分析原因和追究责任受到重视了，可对抗灾救险英模的宣传表彰却被忽视了。
这里，大概有个领导的关注和精力问题，如果领导被追究责任搞得焦头烂额、心烦意乱，对表彰宣传抗灾抢险英模的事，大概也就顾不上而且没有心思去管了。不过，其中可能也有一个灾难发生后对分析追究责任和抗灾抢险表彰英模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问题，这里实际上又涉及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这是一个有点深奥的问题，就是康德说的“实践理性”，通俗一点说，就是一个道德心理问题：── 如果灾难产生的原因，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领导确实负有责任，甚至是很直接很严重的责任，那么，抗灾抢险中的英雄行为，是否就是毫无意义的？抗灾枪险中的英雄人物，是否就成了错误领导的追随者？甚至在抗灾抢险中牺牲了，因为灾难是领导的错误造成的，他们就死了也是白死？
在“政治运动”频繁激烈的时代，这种事情往往也被政治化了。抗灾抢险中的英雄行为和人物，就拿因公殉职的烈士来说吧，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上面的领导，如果政治上正确，他们的死，“就比泰山还重”？而上面的领导如果政治上犯了错误，他们的死，“就比鸿毛还要轻”？
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的情况，我看过一些材料，在抗洪抢险斗争中，有许多英雄行为和人物，事迹十分感人，可谓可歌可泣，举两个例子吧。
田岗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位于石漫滩水库下游6公里，“75·8型”特大暴雨时，田岗水库管理所的职工和抗洪抢险人员16人，紧张忙碌地为抗洪抢险奋战。8月8日深夜，上游的石漫滩水库溃坝，由于通信联络完全中断，无法通知田岗水库的人员撤离。这16名抗洪抢险人员，在暴雨倾盆、库水猛涨的情况下，忠于职守，没有一个擅离岗位、当逃兵，下泄洪水涌来时，他们退守到闸门起闭室，仍坚守岗位，最后不幸遇难，全部以身殉职。
板桥水库是大型水库，在“75·8型”暴雨中溃坝。8月7日21时30分，库水位超过坝顶，只剩下一道防浪墙在勉强抵挡，溃坝随时可能发生。情况万分危急，位于大坝南端的水库管理局，急于向上级报告水库险情并通知下游地区撤离，可是，水库的对外通信联系已经全部中断；这时，只有位于水库大坝北端的部队驻地，还有军用步话机可以对外联系。关键时刻，共产党员、水库派出所所长郑道静和共产党员、工人李庆林，挺身而出，勇敢承担前往部队联系的任务，在随时可能出现垮坝危险的情况下，从水库大坝的南端到大坝北端，跑了两千多米，赶到部队驻地，用部队的步话机，同大坝南端的防汛指挥部建立了联系，由部队向上级转报了水库险情和转达了领导关于防汛的指示。
依我看，田岗水库管理所16位因公殉职的职工，板桥水库两位共产党员的英雄行为，同如今在电视里看到的任何英模典型相比，都毫不逊色。
抗洪救灾的英模人物还有很多。一位怀孕女职工坚守岗位的事迹也很感人。我觉得，1975年河南抗洪救灾中的英模人物，尤其是因公殉职的烈士，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如果因为他们的上级领导 ── 水库管理部门、县委、地委、省委乃至中央的纪登奎，在抗洪救灾中指挥失误或者后来犯有其他错误乃至“政治错误”，就得不到宣传表彰而湮灭无闻，那是很不公道的。我认为，表彰宣传抗险救灾中的英模，今后我们国家的政府，不仅应当继承和发杨这个好传统，而且应当用法制的方式加以巩固和规范，要逐渐搞出一套科学完善的制度来，以免受政治与社会的思想潮流出现一时偏差的影响。当然，对英模的表彰宣传，也要注意：英雄行为的事迹应当经过查证落实，不能弄虚作假，也不要人为拨高、不要刻意制造一种“完人”的形象。人无完人，英雄也是凡人、而不是完人；英雄的魅力，是他们的英雄行为；英雄行为，自有它的光辉；而这种光辉，将永远滋养民族的心灵。
河南1975年水灾的死亡人数，如今成了一桩公案
河南1975年特大水灾之后，据说，只有水利部公布过死亡人数，是2.6万，而且只是板桥水库下游地区的数字。河南1975年特大水灾造成的死亡，绝大多数发生在板桥水库的下游地区。我听说的情况，总共的死亡人数，约为4万左右。不过，水灾中死的是河南人，死亡的数字，应由河南统计，也该由河南公布。水灾死亡人数，河南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是否公布过？我没有查到。按理说，水利部说的水灾死亡人数，也应当是中央政府提供数字并授权公布的。
这位石磊记者显然不认可水利部公布的死亡数字，在他编造的我的“谈话”中，在一处说，“直接或间接导致十几万人员死亡”，在另一处说，“洪水直接导致10多万群众死亡”。
我不知道这位石磊记者说的死亡数字有什么根据？
后来，我看到一篇题为《1975年河南扳桥水库溃坝死亡23万人》的文章，王维洛署名。能够署名，自然要负责得多，而他说的来历，也显然要“权威”得多：全国政协的乔培新、孙越琦、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共八位委员和常委，在一篇文章中揭露，1975年水灾死亡人数，是23万。王维洛没有说这八位政协委员的文章是那一年写的，大概是1980年代初。
关于水灾死亡人数，王维洛还列举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不同说法：
孟昭华、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约有十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
中国科学院大气研究所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十万人”。
南京水文研究所骆承政说，“死亡人数为85600人”。
王维洛说，他赞成蔡则怡和赵思雄的说法，“直接死于板桥这一座水库大坝溃坝的人，为一到十万人之间”，“而没有包括石漫滩水库及竹沟、田岗等其它水库溃坝坎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更没有包括死于后续影响的人，如炸堤分洪等措施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王维洛认同乔培新等八位政协委员的意见，死亡人数为23万。
关于水灾死亡人数，王维洛的看法，关键是两点：
第一，两座水库主要是板桥水库溃坝后的死亡人数，他不认可水利部公布的2.6万这个数字，而认定是10万人。
第二，他认为，“死于后读影响如炸堤分洪等措施”的，还有十几万人。
王维洛还认为，“当时中国封锁了这个信息”，“至今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全面的调查报告和系统的事故分析”。
应当承认，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的死亡人数，对石磊和王维洛说的以上这些意见，我没有掌握什么证椐，能够表示不赞成或者进行反驳。1975年河南水灾，我不是当事者，没有参加抗洪救灾，也没有参加事故的调查分析和死亡人数的统计工作。“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这个话，乃至理名言。
不过，关于炸堤分洪等措施是否产生新的灾难？又造成十几万人死亡？我可以提供一点信息，前面引述的水利专家陈惺一篇文章，《“75.8”驻马店抗洪抢救工作回忆》，其中谈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现在灾区晚一天退水，则要多牺牲一些人，分洪虽然可能扩大淹地面积，但主要是分洪道和蓄洪区，又可以早作准备，不会有生命危险”。
陈惺的文中还提到纪登奎说的话：“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救人，为了救人，多淹些地也是值得的。”
李先念也说过：“为了救人，你们说炸开哪里，我们就同意炸开哪里。”
炸堤分洪之前，“安徽省委也派来负责同志，配合做好群众的疏导工作”。炸堤分洪之后，“……启用了蒙洼蓄洪区，多淹了蓄洪区的18万亩耕地，其他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陈惺还特别表示了对安徽人民的感谢。这是因为，炸坝泄洪，救了河南的人，却淹了安徽的地，安徽人自然会有些意见。
我想，事情也应该是这样的。水库溃坝是天灾，而且发生在深夜，人们毫无防备，因而造成很多人的死亡；而炸坝分洪，是为了救人，是人为的措施，理应先做好充分准备而后才会开始行动。这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炸坝分洪，淹没耕地房屋，财产损失也很大，但初衷是为了救人，因为生命比财产重要，所以，当年作出炸堤泄洪的决策时，会充分考虑人的生命安全。
当年蒋介石炸开花园口，尽管其初衷是为了迟滞日军进攻，尚且不可原谅。如果因为炸堤分洪又造成十几万人死亡，这样的决策岂不是犯罪？对政府的言行提出质疑和反对，是人民监督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现代社会，这是很正常的事。这自然也适用于对河南1975年水灾政府公布死亡人数的质疑和反对。但是，乔培新等八位政协委员，还有王维洛文中列举的专家学者，他们并没有参加抗洪救灾，也没有参予事故的调查分析，他们说的水灾死亡人数，似乎都是分析和推测。可是我们知道，水灾死亡人数，应当来自调查统计，而不是分析和推测。
作为对政府言行的质疑和反对，这八位政协委员还应当明白这样一条道理：当他们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质疑和反对政府的言行时，他们实际上也就处于和政府相同的位置上了，他们的言行，同样也要接受人们的监督。因为，即使是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吧，他们批评和反对政府，应当是基于对人民负责，而不应当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乔培新等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在西方国家大概相当于“参院议员”了，他们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水灾死亡数字，而肯定地认为水灾死亡人数是23万。可是，不知这八位政协委员想到没有，人们也会对他们提出质疑：你们说1975年河南水灾死亡人数是23万，可有什么根椐？
我不讳言，我对1975年河南水灾这件事的关心，除了要对石磊对我的陷害辩诬，也是因为这件事同我父亲有关，纪登奎在1975年的抗洪救灾中，是中央任命的“慰问团长”，实际上是“中央抗洪救灾指挥部”的负责人。按说，作为抗洪救灾的主要负责人，无论抗洪救灾中出现什么问题，纪登奎都是第一位的责任者。可是，使人颇为疑惑而且有点怪异的是，不管是这位石磊记者编造的“访谈”，还是乔培新等七八位政协委员的文章，他们质疑水灾死亡人数也好，指责抗洪救灾的失误也好，似乎并不知道纪登奎是这次抗洪救灾的负责人。
阴差阳错而且有点古怪的是，王维洛写文章的起因，是反驳“（长办主任）魏廷铮的谎话”，可是，他们论辩的双方，王维洛和魏廷铮，却都不是1975年河南水灾的当事者，事后也没有参加对事故原因的调查分析。
还有，乔培新等八位政协委员，对河南1975年水灾，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认定死亡人数是23万。对政府来说，这无疑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作为政协委员和常委，他们八位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在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中央抗洪救灾的负责人到政协会议上报告情况、接受质询。
而当年担负抗洪救灾指挥责任的纪登奎，因为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那时正赋闲在家、闭门思过呢，既不是紧张忙碌日理万机，也不是什么炙手可热的人物了，通知他到会接受质询，完全可以随叫随到。
当然，对纪登奎来说，这得经过中央同意并由中央安排才行，否则，他一个犯错误的下台干部，未经中央许可就到政协作报告，想干什么？按说，纪登奎作为抗洪救灾的主要负责人，对1975年河南水灾和抗拱救灾工作，是掌握全面情况的，包括水灾死亡人数，也应该由他安排布置调查统计并代表政府公布。可是，中央始终没有安排他到政协会议报告情况、接受质询，而且直到1988年去世，纪登奎甚至根本不知道八位政协委员曾经有这么个意见：1975年河南水灾的死亡人数是23万。
共产党的党内斗争，通常的情况都是，一个人要是成了揭发批判的对象，就翻箱倒柜地折腾个遍、把什么事儿都给抖搂出来了。我父亲在“文革”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党内批判了好几年，后来又辞职下台了。可据我所知，在对他揭发批判的材料中，并没有1975年河南抗洪救灾中的问题。1984年整党时，父亲给我看过他的“对照检查”，关于1975年抗洪救灾的错误，包括水灾死亡人数的事，连一个字也没有提。
对1975年河南水灾，全国政协的八位委员和常委，提出政府隐瞒水灾死亡人数，而且达五六倍之多，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可作为当年抗洪救灾的主要负责人，纪登奎却从来没有被追究过任何责任，甚至还根本不知道有人要追求责任这么一码事儿。真不知道这共产党怎么就是这么个破规矩？
不过有时候，规矩还是有的，而且还挺像样。比如，1978年秋，我父亲随华国锋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访问，回国以后，可能华国锋太忙吧，就让纪登奎向全国人大报告了出访两国的情况。国家公务，本来就应当这样嘛。
可是，河南1975年水灾，损失那么大，死了那么多人，同一次出国访问相比，事情要大得多、也重要得多，纪登奎作为抗洪救灾担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怎么就没有向全国人大作个报告呢？而且，似乎连个抗洪救灾的总结也没有写。也许，事情的确就像王维洛所说的，“至今为至，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全面的调查报告和系统的事故分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莫非真的像王维洛说的那样：“当时中国封锁了这个信息”。可是，发生自然灾害，政府封锁消息，这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应当说，这也不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做法。“文革”前的“邢台地震”、“海河水灾”，“文革”中的“海城地震”、“唐山地震”，都公开报道了，并没有封锁消息。
实际上，对1975年河南水灾，人民日报也报道过纪登奎率中央慰问团慰问灾区群众的消息，还拍了一部水灾的电影纪录片，我那时在农村工作消息闭塞没看到过，据说这个电影纪录片没有在电影院公映，王维洛说是“内部片”，这种说法也许沾边，不过水利系统的职工都看了，并不只限于党政领导干部。
1975年河南水灾的事，为什么会是这样？对那个时代的事，作为亲历者，我也在思考；当然，由于家庭的缘故，我了解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不过有些事，我也是分析和推测。下面，我冒昧地谈点个人的见闻和看法。河南水灾，人命关天的紧急事务处理得有点头绪了，记得是八月二十号前后，父亲要回北京了。我一年多没回家了，因为地委开三级干部会，春节也没回家，父亲对我说：“回家看看你妈妈吧。”于是跟父亲一起回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是专机，所以记得很清楚。在家呆了两天，我公社的事也忙，就走了。父亲回北京以后的事，是我后来听说的。
父亲当年在中央，党、政、军各方面都是“重臣”，先是浙江，而后河南，外出一个多月，回北京以后，家里办公桌上积压待办的文件堆得小山一样，他埋头伏案，忙的昏天黑地，一直到我走，一句话也没有顾得上和我说。
而且，时隔不久，中国政坛高层又一场大的斗争就拉开了大幕。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为“前哨战”，实际上在1975年8月下旬，就已经打响了。第一个回合，就是所谓“清华大学刘冰告迟群状”的事，这一回纪登奎又是首当其冲，他和刘冰过去是老战友，这次因为给刘冰转告状信的事也沾了边，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迟群、谢静宜列席参加，揭发、批判、追查、纠缠不休，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就是纪登奎。
不过，一开始，这还是一桩个别的事件，邓小平还在继续搞“整顿”，纪登奎也在积极配合，75年9月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算是“整顿”的最后一波。可秋天还没过完，毛远新参加新疆自冶区成立纪念大会回来，向毛主席汇报社会上“右倾翻案”的动向，毛主席让毛远新也参加进来，事态就升级成为“路线问题”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式开张，邓小平的“整顿”也停了板了，接着就是被批判。这以后的情况，是另外一个故事，如今大家都知道了。
这里的缘故，大概毛主席老人家也知道来日无多了，为“准备后事”，苦思焦虑，寝食难安。在他看来，国际上的事，基本有点头绪了；可这国内的事，一个是“文革”，一个是“接班人”，却让他相当忧心。而且，年令不饶人，心情又焦急，做事的章法也没有那么讲究了，比如，听传达，毛主席说什么“反对迟群、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就明显是“失言”，以前，干部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主席指示”嘛。
接着，就到了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同一年去世，中国革命的三位巨星，相继陨落；政治上，则是“批邓”、“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中间还有一场“唐山地震”；在那时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天崩地裂、天塌地陷，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一波接一波，政坛巨变的大悲大喜，一场接一场。
设身处地想想，也就不难理解，在那样一种情势下，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没有提交抗洪救灾的工作总结，没有向全国人大报告情况，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央觉得，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威胁生命安全的紧要事务已经处理过了，这些程序性的善后事务，当时那里顾不上？于是就放在一边了。
按说，处理这些程序性的善后事务，也是纪登奎的责任。可是，中央没有安排布置，领导也没有督促催办，他工作忙得一塌糊涂，政治上又麻烦缠身，也顾不上再过问这桩事。等到几年以后，乔培新等八位政协委员想起河南水灾的事、并且要追究责任的时候，纪登奎，还有他的领导华国锋，已经下台了。我想，当年的实际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不过，据我看到的，河南1975年水灾的见证人和抗洪救灾的当事者，水利部门的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写了不少专业性的报告以及他们的亲见亲闻，使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的基本情况和原始资料，保存下来了。如果后人要研究河南1975年水灾这段历史，资料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这项工作是否也是纪登奎布置的，我不知道。不过，我父亲责任感很强，也是个有心人，他也许会想到，1975年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这么大的事，当初没能搞个系统的报告，如果连原始资料也没有留下，日后可能会出麻烦，有人会说三道四。
还有一件往事，情况可能与此类似。1976年的“唐山地震”，比1975年的河南水灾，损失更严重，是更大的灾难。可据我所知，“唐山地震”的情况，后来也没有向全国人大作报告，而且没有见到抗震救灾的工作总结。当然，同1975年抗洪救灾有所不同的是，1976年的抗震救灾，传媒的报道要充分得多；这里面有一些隐晦曲折的政治因素，同1975年只是单纯救灾的情况有所不同。
附带说一句，1976年的“唐山地震”，如今的人们可能不大清楚，那时“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也是纪登奎，还有陈锡联和吴德。因此，对唐山地震和抗震救灾，如果有人追究没有提交工作总结、没有向全国人大作报告的责任，无疑应当由他们三个人来负，首先是纪登奎。噢，还有华国锋。
“粉碎四人帮”之后过了两年，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纪登奎交出他分管的主要工作，不掌什么权了。又过了一年多，到1980年春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正式下台了。 这以后的事，纪登奎自然没有什么责任了。
应当说，1975年河南抗洪救灾，纪登奎作为主要负责人，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这么大一桩事，没有提交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报告，连个确切的水灾死亡人数也没有正式公布，事情办得虎头蛇尾，没有做到善始善终，这应当说是他的责任。不过，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回过头来设身处地想想，当时要把这些事办得完美无缺，也不大容易。
不少父亲的老战友都说，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几乎始终在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这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命运。可是，这也让父亲给历史留下一些后遗症。比如1975年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这死亡人数，他就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未了的账，如今还成了一桩公案，让人们在那里纠缠不休。
因为对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的全面情况不明究里，于是有些人就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那里瞎分析、乱推论，胡猜测。而这位别有用心的石磊记者，则不仅乱点鸳鸯谱地批评指责了一番邓小平，还对我这个小人物也恶意栽赃，凭空编造出一大篇“访谈”来。应当说，关于1975年河南水灾和抗洪救灾在善后方面的失误和疏漏，都是党和国家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应当引为常例。党和国家应当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重要的国家公务，包括发生天灾人祸和抢险救灾的情况，及时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应当成为制度，还应当公开透明，让人民有知情权，以利于群众的民主监督。
而且，党政领导来而复去，国家公务却是延续的。掌管国家事务的人，不仅要对各种现实问题负责，还要对国家的历史和未来负责；共产党的中央曾经两次作过“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美国政府对一百多年前的“排华法案”也做过“道歉决议”，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可我们现在有些领导人，似乎只管自已任期内发生的事，对以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既不善后，也不补台，甚至声称“对过去的事一概不管”，这不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
尾声：另一个更复杂的故事
说到这里，我所了解的“1975年河南水灾”，本来已经讲完了。可是，这位石磊记者还讲了一个后续的故事：
1981年8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灾区，并写了一篇内参，指出灾区的人民生活仍然非常艰难，要求中央直接给予财政支持。邓小平看到内参后非常愤怒，在内参上批示：“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该新华社记者被立即调离记者岗位。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谈决堤惨案。
应当承认，石磊记者讲的这个后续的故事，也还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影儿的事，可是，他说得颠三倒四、严重失实，让我给他做几点补充纠正吧：
一，石磊所说的这件事，时间不是1981年，而是1984年。
二，这位写内参的新华社记者叫王彪，是河南分社负责人，他写内参反映的，也的确是1975水灾后驻马店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甚至逃荒要饭的情况。
三，王彪因为写这份内参，确实曾经遭受打击，应当对此负责的，是当时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不过此处我就不说姓名了，不知这位石磊记者乱打横炮，是否也和我一样，是因为得罪不起。
四，当年，还是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因为这件事，严肃批评了河南省委，据说赵紫阳的原话是：“群众生活困难、逃荒要饭了，我这个当总理的，总不能不管嘛。”不久，扬析综从四川调来，接任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五，此后，因为王彪的事，新华社总社专门召开会议，不过不是“调离记者岗位”，而是进行公开表彰，还给他发了200元奖金，那时候，这是好几个月的工资呢。此事当年曾经见诸报端，不少文摘小报，都转载过这个消息。六，当年，还有一篇报告文学，题为《洪荒启示录》，作者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教师苏晓康，专门记述新华社记者反映1975年水灾之后群众生活困难逃荒要饭、而河南省委领导封锁消息打压反映情况的地县干部等情况，这篇报告文学当时曾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闹得沸沸扬扬的。因此，那时候的情况，也并不是这位石磊记者说的那样，“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谈”。
七，邓小平在内参上“一派胡言，此记者不可重用！”的批示，据这位石磊记者所称，系出自我口。我郑重声明，这纯属造谣。据我所知，邓小平同这件事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且，从情理上说，对于这桩公案，赵紫阳处理得很好，邓小平认可了，一线日常工作的事，他也就没有必要多管了。
关于内参的事，简单地说，情况就是如此。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须有另文专述，这里就不多说了。让人惊讶的是，这才一二十年嘛，许多知情的人还活着呢，事情就被说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副模样了。
实际上，1975年河南水灾，后来的故事还有不少。其中，政坛风云、派性整肃、官场权谋、宦海沉浮、恩怨荣辱，百姓疾苦，各色世象百态，可谓尽在其中矣，其波云诡谲、一波三折、曲折离奇、荒诞怪谬，令人扼腕讶异！
今天，如果谁想把这段公案的原委搞个清楚明白，写出一本书来，不管是历史报告文学的题材，还是探讨治国理念的政治学术专着，都会相当精彩，而且很有教益。不知可有这样的大手笔，还得愿意下很大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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