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黄金时代

看过《黄金时代》，剧中萧红的性格那么倔，对自己那么绝，所以注定悲剧。这个电影用碎花片的叙述和三个小时的观影时间来挑战观众，编剧李樯的叙述方式充满了挑战，学者杨早的另一种编剧，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剧照（图片来源：豆瓣网）

我看电影，有个恶趣味。但凡碰到觉得选题细节有意思，又若有憾焉的影片，总忍不住自己琢磨故事的另一种讲法。十几年前一位朋友就批评过我，说写影评不带你这样越俎代庖的，你又不是编剧导演。

《黄金时代》就是这一类的电影。我又忍不住琢磨上了。说过我是细节控，《黄金时代》的细节还真不错。于电影我是外行，无意跟李樯编剧或许鞍华导演叫板。我更不敢说，按我的想法拍，电影就会更好看更堵嘴票房更高。我的兴趣只集中在“讲故事”这个层面。

讲故事我不陌生，《野史记》和《民国了》都是在探讨如何变换方式讲述历史与记忆。在我看来，非虚构写作比虚构写作更迷人处在于，作者改变不了既定的事实，他只能试着把一个故事讲得与众不同。戴着镣铐跳舞，更能挑战舞者的能耐。所以，我只是在探索萧红故事的另一种讲法。

我们开始吧。

第一部分

高永益是哈尔滨人，于1930年代东渡日本留学。1936年西安事变后，留日进步青年纷纷归国。高永益也于1937年1月9日，自东京至横滨，搭乘邮船“秩父丸”开往上海。

船在海上走了三天。高永益总能碰到一位有些神秘感的女人。她穿的衣衫上是黑白红三色的方块花纹，式样不中不日，用一条深色头巾遮住半边脸，最奇特的是她穿的鞋，棕褐色，鞋口是松紧的骆驼鞍形，无扣带，像是男人的鞋。

同船三天，高永益觉得她越来越像自己的一位故人。他不敢搭讪，只好用中国话大声对邻座的人说：“对面坐的那位女士，很像是我的一位朋友。”不想对面的女人抬头转脸，用中国话回应他。“你是高—永—益？”

“张乃莹！”

两人相认了。八年前相识，七年前分别，在异国的船上相逢，何等亲热！他们饭也不吃了，一同回到舱房，开始了剧烈的交谈。这个女人一下从神秘的女乘客，变成了高永益熟悉的那个十八岁女孩。

高永益初识张乃莹，是在1929年的哈尔滨，在法政大学预科班上认识的同学徐淑娟，向他介绍了自己在东特女一中的同窗好友张乃莹。高永益很喜欢张乃莹的性格。他们一起反对校长，反对学校的规章，一起读鲁迅的《秋夜》，“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笑得前仰后合。

1930年，高永益与张乃莹分别离开哈尔滨，到北平念书。1931年春，高永益陪着一位同乡去找过张乃莹，她住在西城区一条叫二龙坑的小巷里。高永益发现乃莹过得很困苦，穿得也单薄，买不起电车票，每天从西单走到东四上学……屋子里还有一位男子，乃莹说是“密斯特汪”。听说他们后来过得很不好。

一别七年，高永益很高兴看到乃莹变得成熟而别有风韵。突然，他很警惕地问乃莹：“听见你跟一个叫三郎的日本人同居了，可有此事？”

乃莹笑起来，解释说：三郎是中国人，朋友喜欢这么叫他，对外他的名字是萧军。这话让高永益更吃惊了，他跳了起来，不仅仅是因为老朋友没有嫁给日本人而高兴，而是----“那你就是萧红！”

高永益前一年在日本的时候，就听说知名作家萧红来了日本，很多人喜欢她的《生死场》、《商市街》，有人撺掇过高永益：萧红是你们东北老乡，你去请她来给我们大家讲演一次该多好！高永益无奈地说：虽然是老乡，可是我不认识萧红啊，奈何？

高永益更想知道乃莹这些年的经历，于是乃莹给他讲汪恩甲的不知所踪，哈尔滨的大水，与萧军的遇合，道里公园的牵牛坊，被日本人逼着逃离哈尔滨，青岛，上海，鲁迅先生介绍他俩进入上海文坛，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成名，东渡，在东京接到了鲁迅先生的死讯……他们从舱里聊到了甲板上，又回到舱房围着毛毯继续聊。他们整整聊了二十四小时。（那些不错的细节全都能用上）

早餐前到甲板上，高永益自豪地在单杠上向老朋友“显示了一下自己的力量”，萧红就说起了萧军锻炼身体如何如何……“文武全才啊！”高永益赞叹，萧红笑了笑。

第二部分

在上海停留期间，高永益与萧红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也认识了萧军和其他的朋友。高永益觉得萧军穿一件酱红色的皮大衣，很帅气，像一个大学生运动员。当然，高永益也渐渐知道了二萧的矛盾冲突，萧军的到处留情，萧红的备感压抑。1931年，高永益将离开上海到九江任职。临走时，萧红来公寓看他，提出想看看当年高永益和徐淑娟的通信。高永益把几十封徐的来信交给了萧红保管。当年，正是从徐淑娟的信里，高永益大致知道了张乃莹与家里闹翻、随表哥逃婚到北平、又与家里给她找的未婚夫住到了一起，种种事迹。

在信里，徐淑娟痛心疾首，觉得乃莹背叛了当初的理想。在1933年的一封信中，徐写道：“乃莹，或者说乃莹的事，对我是一把利斧！这伤痛，这鲜血，永远镂在心上，老高，我不能再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呢！”“乃莹，是我们战线上一位很有力的斗士，现在投降了！！为这，几乎连自己都怀疑起来……”

萧红看着这些信，嘴角是苦涩的微笑。该怎么评价自己1931年冬从家里逃出来之后的生活呢？鲁迅先生写过《娜拉走后怎样》，说娜拉既已梦醒，只能出走。但出走的娜拉，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鲁迅先生总结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又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萧红恐怕是最能理解这两句话的女性了。她为了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付出了与家庭闹翻的代价，这在呼兰小城是一件天崩地裂的事，以致父亲举家迁徙，以避乡邻。汪恩甲本是自己的未婚夫，但因为二人自行同居，为汪家所不容，汪恩甲独自回家，沓无音讯。她跟萧军在一起的时日，快乐，但也穷到了极点，甚至时时有偷窃的念头。还有，被她放弃的那个孩子……

为什么当初要逃婚？为什么后来又接受了汪恩甲？或许她只是为了不要“回来”，她要念书，要在书本与文字里寻觅另一个世界。徐淑娟说她“投降”，天知道她承受了多少。如果不是给《国际协报》的那封信，如果不是哈尔滨的大水，她或许真的就被卖到道外妓院去了，应了“堕落”。

靠了同在底层挣扎与写作的朋友们，她走上了娜拉离开家庭后的第三条路。他们手挽手走在深夜的街道，他们审视着东方莫斯科的灯红酒绿，他们要为世间一切的苦难与不平呐喊，敌视所有的愚眛！

可是在为正义奋斗的过程中，他们该怎样面对自身的狭隘、狂热与猜忌？在上海的时候，就有几位东北来的朋友指责二萧，说他们不肯介绍他们认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是大家的鲁迅先生”。而萧军，他总是有着“泛滥了的情感”，尤其是回到上海后，她发现了他和自己在日本结为密友的许粤华……她怎能承受失去了双倍的友情？

她把这些说给高永益，但他不懂。“这有什么呢……”他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的事业需要一名从沦陷区来的女性，作为反抗强权、要求平等的象征，但他们私下里，谁真正瞧得上一位女性的才华和个性，而不把她视作男性的附庸？就连许广平大姐，不也抱怨过自己为鲁迅先生牺牲成了家庭妇女？她想起自己的日本写的那封信：“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写信的时候，许粤华回上海已经快三个月了，想必她和萧军的“恋爱纠葛”早已发生了吧？

临别，萧红用了一会儿工夫，就把高永益一条被老鼠咬得多处破洞的长裤，改成了一条很像样的短裤。高永益夸说萧红的针钱活儿在女同学里最出色，萧红很自得于自己设计剪裁的衣服。

第三部分

1938年，高永益已经到了延安。他接到萧红从临汾的来信，信上说不久她也会来延安。高永益很高兴，但是萧红终于没有来。夏天，高永益回公赴武汉。他先见到了胡风，也就听说了二萧分手、萧红与端木结婚的消息与过程。胡风帮他找到了萧红。此时端木已经去了重庆，萧红孤身一人，为躲日机轰炸，寄住在成立不久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她怀着很重的身孕，穿着一件夏布的长衫。她的床铺安在楼梯边的地板上。天气很热，二人就坐在地席上谈话，地上还摆着一盘未燃尽的蚊香。这次谈话并不愉快。高永益听说端木脸上有明显的天花疤痕，萧红就拿出了两人的合影给他看。高永益觉得萧红神情不自然，谈起端木也不热心，他终于忍不住出言指责萧红。

高永益批评萧红，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萧红也生气了，反唇相讥，说高永益从延安回来，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虽然话不投机，两位老朋友还是谈了很多。白天敌机轰炸得厉害，他们的谈话常在夜晚，对着渔火点点的大江。萧红讲到了年初与萧军、端木、艾青、聂绀弩一行人赴临汾，担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员。在临汾，她遇见了带领西北战士服务团的丁玲。

1936年，鲁迅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曾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在临汾与西安的春天，中国左翼文学最知名的两位女作家见了面，并且彼此“赤裸自己的精神”。

丁玲后来回忆说，自己已经是“习惯了粗犷”，但她“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让丁玲“唤起许多回忆”，是否此时的萧红，多少有点像当年追求个人解放而又多愁善感的“莎菲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