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执政者自我认同的回归，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趁势渐起。占据中国思想主体地位千余年，在近代几被完全否定的儒学的动向引人注目。北京时间10月9日，专于儒学的清华大学教授在该校做讲座，推介儒学思想中“士”的人文精神与社会担当，尤其强调在官场重建的必要性。
官方近日举办孔子庆典活动
有分析认为，毫无疑问，植根于中国土壤的儒学思想十分契合中国官场，以之重塑已经深度腐化的官场生态确有其合理之处。但同时也需意识到，儒学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且更要严防传统儒学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如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一般，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融合和大转型，在接受百余年的现代文明冲击和洗礼之后，如若重焕光彩，也要经历一场大变革。
再祭“孔家店” 重塑官场生态
彭林整理了多处典籍阐述“士”的概念。《论语》中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孟子》中说，“才足以事人者，士也。”《新书》中说，“守道者谓之士。”《礼记》中说，“士，谓进士有德行者。”彭林还认为，“士”应当“居仁行义”。因为孟子还说过，（士）尚志，仁义而已矣。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儒学文化构筑起中国古代政治的思想体系，其对“士”的定义也与官场相契合。在讲座中，彭林列举了一系列他认为的“士”的典范，如晏子、羊侃、范仲淹、文天祥、顾炎武等人。其中多是为官之人，彭林也不时表达对清华学生从业后，尤其是如果成为官员应当做一名“士”的冀望。不止如此，彭林还将在清华开设一个名为“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的公开课，为期8周。
在儒学文化出现“重振”之势时，将以何种形式和程度实现并不为外界所知，此次清华大学的安排或许透露出一些线索。中共再次抬出已被其打倒多次的“孔家店”，用意或许有二，其一是改良社会道德和文化风气，其二就是用于重塑官场生态。“士”所代表的一种儒学精神，很有可能正是决策者理念中官场官员应当具有的一种精神状态。过往数十年中，中国官民两边的问题是相伴相生的，不止是官场腐败，全民皆认同腐败。“四风”盛行，道德滑坡，拜金主义，戾气弥漫，蔑视法制，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十八大之后，中共新高层展开对包括官场在内的全社会的整顿，将诸多乱象予以呈现破除。有“破”还需有“立”，后者的操作更难，意义也更重。甚至可以说，社会全整顿的成败正系于能否搭建起一套新的模式和生态。本届领导层始终给予“法治”极高的认可和期待，如果将“法治”视为骨架，偏于刚性，那么在灵与肉的柔性层面的建设也不可缺失。
近代以前，中国政治与生活主要由儒学思想体系来维持运转，由此形成的传统习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和挤压了制度产生的空间。儒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功不可没，对其没落也需承担责任。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和摧残下，儒学被认定为中国悲剧产生的罪魁祸首，屡屡遭受抨击打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引入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取代儒学文化数十年。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马列意识形态式微，儒学发展迎来转机，但是都没有在政治思想和社会文化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反而是西方美国式的文化日益强势。
这种情况比较类似于中国魏晋和五代十国时期，当时也是中国儒学遭到外来文化冲击，形成几方鼎立的局面。其结果是，儒学穷变而通，两度融合新元素，完成转型，继续担当中国文化主流。在中国执政者日益将目光转向自身，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寻求更适宜的因子时，儒学文化也再度迎来了其重回“主流”的机遇。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涅槃”
经历中国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探索，儒学“招牌”再被扶起，一方面再次印证了其难以替代的特殊价值，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外来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水土不服”。尽管有着文明技术的包装，但是归根结底来看，而且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经验也证明，过于组织化和严苛的苏联意识形态与西方鼓砍的过于自由化和松散的意识形态都不适应中国的土壤。中国向儒学等传统历史文化的回归也就显得是“大势所趋”。
不过，执政者的推崇和相助，并不一定预示着儒学会重新崛起。这里需要认清两个基本点，一是儒学自身需要实现“脱胎换骨”般的重塑，去粗存精，尤其是要吸纳和适应近代文明；二是执政者的着眼点不会“只此一家”。
就前一点来说，传统儒学中对秩序的强调与执政者的考虑相一致，但其对等级、对尊卑的苛求，对个人权益的忽视则需有所大幅调整。近日多家党媒转发的文章《专家：必须对儒学哲学去独尊化、去神学化》就体现了执政者的期待，也即儒学的政治任务。
其实，难点更在于如何使儒学融汇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文明价值观。不论是西方的苏联式意识形态，还是西方美式意识形态，都经历过了近代文明的洗礼，其科学性、有效性、先进性都已远非中国停滞的文明形态所能比。中共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即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产物，是执政者提出的概念性理论目标，其实也是验证儒学能否完成这次剧烈转型一个标准。“进行文明相互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作为第一位出席此类会议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发表上述讲话，这也体现了执政者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对儒学的宏观态度。其视野覆盖世界范围，吸取有益因子。中国属于本体，而儒学也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
儒学虽有“是古非今”的标签，但也并非不知变通，绵延千余年已证明其强韧的生命力和价值。在近现代几被完全否定之时，除“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外，儒学一脉一直在流淌未断。如魏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两个分裂时期一般，传统儒学之外再次出现了“新儒学”。民国里有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一大批巨匠，现代也有一些正在显山露水的人物。当前新儒学被总结出的5个倾向就是：表述心性义理、发挥外王大义、疏导中国哲学、消纳西方哲学、会通中西哲学。
孟子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光彩的一部分，是儒学崇尚的气节品德。不论官场还是民间，都应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必要的认可和尊重。或许，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蕴藏着能够经世致用的普世价值。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