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重新出镜前,朝鲜和韩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访问外交活动,却也彼此炮击连连,朝鲜外相也在俄罗斯进行了长达11天的连续行动,加之平壤在中美之外的中东、欧洲、东南亚国家竟也“广撒网”。在日、韩、俄等方向亦有调整,有声音称该国的大规模外交行动是在为平壤的“动乱”打掩护。分析人士看来,朝鲜的外交具有策略性,亦有短促突击的因素。但他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离开其“主体思想”的内核,其外交的独立自主的道路尤为突出。

金正恩和平壤正在寻求一条中美间的第三条道路
作为朝鲜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的掌权时间最短,他在外交领域上的行动也不像其祖父、父亲那样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平壤在2012年至今在外交领域上是沉默的。虽然在中、美、俄、韩、日等大国间,“六方会谈”至今未能重启,但金正恩当局仍旧稳固了金正日时代的外交遗产,朝鲜与165国建交的现状已证明其国际地位并未受到明显动摇。朝鲜在中南半岛的基本盘缅甸等国曾在2012年遭遇韩国挖墙角,但平壤在此后两年间在东南亚、非洲方向的连续经略也是不容小视的,朝鲜作为东盟的重要对话国,更已吸纳新加坡等国资本参与平壤建设。不轻易依托大国的朝鲜似乎要凭借其地缘政治因素和历史条件在中、美间走出第三条道路。
金正恩迈向第三条道路
金正恩露面前后,一种迹象显示,朝鲜外交发生重大变化,朝韩关系的急速升温,美朝关系别样改善,俄朝关系持续靠近,日朝关系加速好转。此前,朝鲜已在在8月30日自1995年后首次邀请日本政界、体育界人士赴平壤参会,两国间“朝鲜人质”的谈判也出现转机。俄罗斯在3月更强调将把“西伯利亚大铁路”接入朝鲜铁道的计划。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朝关系持续冰冷。这种鲜明的反差意味着中朝外交将发生剧烈的变化,有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正在选择向美日靠近制衡中国的策略。这种分析并不无道理。然而正如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色彩。朝鲜外相年来首次访问俄罗斯商讨提及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实际上是共对美国;与韩国突破性缓和关系的同时,朝鲜接连向美国喊话,与俄罗斯韩国改善关系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本质用意暴露无遗。如果说朝鲜向美日靠近是为了刺激中国,那么朝鲜寻求与俄罗斯、韩国的关系改善实际上是对抗美国。朝鲜采取的是两手应对中美的策略。
不可否认,近来美朝关系存在热络,但从长远来看,自2013年末开始,朝鲜与中国等周边大国的双边关系正在出现不同程度的疏离。习近平、金正恩上任以来,中朝最高层至今没有见面,只有李源潮和崔龙海的互访,中朝间的部长级互访更几乎停滞。美朝间近期虽因美国要人访问平壤而呈现“神秘升温”,但朝鲜在美韩联合军演上的戒备仍旧不减。至于曾宣布减免朝鲜债务的俄罗斯,普京更已表示了其不满,称“宁愿花更多资金修建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直通韩国”。
事实上,当外界仍将半岛问题的外交思路固定于六方会谈架构之内,认为朝鲜会与中、俄应对美、日、韩时,却也不难发现平壤自己已经跳出这一范式,开始为自身寻求新的外交路径。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朝鲜外相李洙墉在2014年间的外交行动。作为朝鲜外交的操盘手,他的访问重心已落在了中美之外的中东、欧洲、东南亚国家,而平壤与东南亚的接触更为突出。
环顾平壤高层的访问记录,在金正恩上台后,朝鲜老臣金永南于2012年5月11日和15日分别与新加坡总统陈庆炎(Tony Tan Keng Yam)和印尼总统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举行会谈。在李洙墉上任后,他也率团在2014年7月再度访问老挝、越南、缅甸和印尼四国,并将出席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会议。而朝鲜方面在10月后仍有针对东南亚国家的访问计划,平壤对东盟的注意力可见一斑。
此外,欧洲、非洲也是朝鲜稳固的阵地之一。此前,李洙墉自4月上任后,就马不停蹄地访问了中东、非洲、东盟诸国。9月中旬,他又赶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联合国大会----朝鲜外务相已有15年缺席联合国大会,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前强调了朝鲜的声音。朝鲜副总理姜锡柱9月也到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活动。这些行为基本上证明了一点:在朝鲜的整体外交思路中,中美不是其发展关系的重要着力点。与朝鲜在东南亚等地带的外交力度相比,朝鲜与中美的外交交往并不算频繁,这也说明朝鲜要在外交领域寻求脱离中美的第三条道路。金家王朝的独立传统
无论是朝鲜还是韩国,半岛上的国家的外交思路都有一个传统的根源。从1368年到1895年,朝鲜半岛在“不以小逆大”的“事大主义”影响下存活了五百余年,但这种在古典宗藩体制维系下的思路并不能完全应用在现代领域。朝鲜李朝亡国的历史刺激了包括金日成、朴正熙、金九在内的很多半岛政治家,这也让他们彼此政治形态理念虽然相异,但在独立自主这一点上存在共性。
在金日成任内,平壤当局虽然与苏联关系紧密,但自始至终并不肯将自己全盘纳入莫斯科指挥下的“经互会”体系。在中朝关系上,朝鲜借助中苏交恶的大环境为自己留下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一遗产,又在中印边界纠纷等问题上为北京站台。这种左右逢源但又不彻底倒向任何一方的做法,让朝鲜在六七十年代间开始逐渐获得国际认同,并最终与数十国建立外交往来。平壤的“金日成主义”或未来的“主体思想”虽然为个人崇拜打下了根基,但其“政治的自主、经济的自立、国防的自卫”的思想核心,也决定了朝鲜存在着独立自主展开外交的可能性。
金日成时期的朝鲜可以从苏联处取得甚至赊购石油、化肥、精密机床等工业原材料,也与中国维持着大额边贸,从中国换取成衣、纺织物、肥皂等轻工业品和粮食。他与古巴维持军事合作联系,与缅甸展开军火交易,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处为朝鲜远洋船队取得通道,从伊拉克、伊朗等国寻求在中东的立足点。金日成还借瑞典、丹麦为朝鲜在西欧打开突破口。资料显示,从1969年到1973年,朝鲜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民众生活质量更远高于同时期的中国。这也让有着“先进工业国”身份的朝鲜在外交领域有着较大的转圜空间,其经济更未彻底依附于任何一方。
不过,金日成在上世纪70年度确定金正日成为“接班人”时,并未能完全预估此后20年的时局变化。尽管在80年代中期,平壤仍能大兴土木,粮食实现自给的朝鲜甚至能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召开前“支援”韩方一批粮食。但是,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此前平壤依托的长达50年的国际格局发生剧烈动荡。在朝鲜的工业原料、农业机械和化肥因苏联解体而断流,而其他各国又不会因为政治因素允许朝鲜赊购之后,该国的粮食产量开始从1984年的1,000万吨降低到1990年的400万吨,在90年代后的连年水、旱灾害后,伴随着金日成在1994年逝世,金正日接班后的朝鲜竟直接遭遇了长达6年的“苦难行军”。这一局面也让朝鲜的外交大为被动。在金正日时期,朝鲜虽然已经成为联合国一员,但北京对汉城政权的承认无疑是对平壤的一大打击。朝鲜的大国外交在苏联解体和中韩建交后已基本陷于顿挫。不过这比起“即将崩溃”的朝鲜国内环境已经是较为安全的局面,在90年代中期时,朝鲜全国库存粮食仅剩24.6万吨,只够满足全国民众一月的需求。其电力、煤炭、燃油也十分短缺,不少工、矿停产,部分列车停运,朝鲜经济因此长期难以正常运转。
在国内饿殍甚众、“脱北”层出不穷,美、日、韩又环伺四周之际,金正日为稳定局面,不得不在1995年抛出“先军政治”这一口号,以工业运转维持国防建设,以人民军的存在为朝鲜构筑一条心理长城。这一举措虽然被西方加上了“军国主义”的标签,也让朝鲜在苏联之后被冠以“威权国家”的称号,但急于在危机中存活的朝鲜已无心顾及外界眼光。朝鲜正将内忧外患看作是一场“保卫社会主义红旗”的特殊战争,动员人们“决死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在金正日时代,朝鲜的第一要务是生存,此外就是外交,当平壤依靠国外援助,并努力让粮食产量回升到400万吨以上,同时逐渐恢复了工矿企业及平壤、新义州地带的能源供应后。平壤终于在2000年“结束苦难行军”后重返外交舞台。
与金日成时期不同,金正日时期的朝鲜需要在多极化的周边环境中利用外交手腕为朝鲜寻求经济发展空间和生存空间。鉴于中朝之间压倒性的贸易关系,金正日2000年访华考察,随即就开始筹备新义州等特区建设,寻求“改革开放”,但朝鲜并没有完全照搬中国经验,金正日甚至还派员赴越南学习“革新开放”的得失。与此同时,平壤虽被美国称为“流氓国家”,但金正日还是抓住了小布什政府公开表示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朝鲜进行对话的诉求,借助美国“反恐战争”无暇东顾的时机,以日本为突破口,利用“日本人质”等因素和小泉当局对于日朝、日韩关系改善的迫切需要,他利用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打开局面。此外,平壤还借与台湾当局接触刺激北京的注意力。这一系列作为让朝鲜在2000年后通过开放、控核等姿态迎接了第二波外交高潮,朝鲜与165国建交的基本局面也由此而来。
诚然,大国和小国的存在哲学是不同的,小国有能让自己活得更好的路子。但是,当小国具备了足够的地缘政治底牌后,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也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正如坐拥马六甲的新加坡就是绝好例子。在西方数十年如一日的“刻板成见”下,外界可以轻松地为朝鲜的“主体思想”加上“个人崇拜”、“洗脑”等标签,但这一纲领中“政治的自主、经济的自立、国防的自卫”的核心也是不容忽视的。在金正恩当局继承了父辈遗产,基本使其运转至“国防自卫”、“经济自立”阶段后,朝鲜“政治自主”的诉求就将在此后凸显开来:在“硬实力”基本具备之后,朝鲜正在寻求“软实力”。其实,一个长期在大国夹缝中生存毫无舒适度可言的民族,随时会上演挣脱与反挣脱的戏码。对自以为已经拥有调动半岛局势的主动能量的金正恩当局来说,北京自2013年以来始终希望朝鲜妥协,习近平的这一诉求对于长期以来借“硬实力”示人的平壤固然合理,但中国的历史地位终究会让朝鲜显得有些难以适应。如今的中朝关系正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苏关系,美朝关系、朝韩关系正如七十年代的中美、中日关系,东北亚格局正处于剧变前夜。在原先的“六方会谈”架构开始在2013年末难以启动之际,金正恩走在大国夹缝间迈出第三条道路的合理性就已经存在,他本人更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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