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已故元老李维汉晚年，十分注意、特别强调肃清封建遗毒的问题。1980年，他根据自己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并建议邓小亲自补上这一课。李维汉说，“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他说，这个问题，几个领袖人物包括毛泽东都没有解决。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特权、特殊化、派性、个人崇拜，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本文原载2003年第3期《炎黄春秋》，原题为《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作者余焕椿。
1981年，李维汉和邓小平在政协会议上
反封建主义，自五四以来已有80年的历史。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曾使中国革命排除千难万险，取得辉煌胜利。但是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后，为什么又渐渐丢掉了科学与民主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封建主义任务没有完成。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封建主义的东西，阴魂不散，终于导致“文革”十年封建主义复辟。
“文革”使许多人上当受骗，吃尽了苦头，但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觉悟，开始懂得了消灭封建残余影响，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对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远影响。《人民日报》在这方面曾经十分投入，发表过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做了不少工作。但问题并不简单，维护封建残余势力的人，他们还有力量，还能够一次次地制造障碍。已故历史学家黎澍曾指出：“不重视有两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坚决清除旧制度的残余，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其结果必然是封建势力乘机在各个方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暗中取代社会主义，还要冒充是最革命的。”（《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所以，不反对封建主义，就发扬不了科学与民主精神，没有科学与民主精神，也就建设不成社会主义。在反封建问题上，《人民日报》曾受到过很大压力。先是某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出面阻止，后是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出面干预。这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说：目前不要单独提反封建主义，还是提反对封建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民主革命胜利已经那么多年了，宣传战线的任务反成了反封建，不合乎实际。
刚刚兴起的反封建宣传，就这样被压下去了。编辑部感到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又要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来衡量新时期的新实践了，凡事都要问一下是姓“社”还是姓“资”。
为了把反对封建主义宣传继续下去，编辑部积极地寻找新的突破口。不久，报社获悉李维汉同志同邓小平同志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话题正是反封建，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报社获知这一消息，决定派懂理论的资深记者访问李维汉，以图扭转局面。第一次采访在李维汉家中，担当起此任务的是原理论部副主任、哲学家汪子嵩教授和原理论部主任编辑、历史学家宁培芬女士。
访问时，李维汉先是惊讶，说他“同邓小平两人讲的事情，你们怎么知道”？继而说，“我来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得体的”，“只有邓小平比较合适”。接下来谈了很长一篇话。
李维汉说，“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他说，这个问题，几个领袖人物包括毛泽东都没有解决。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特权、特殊化、派性、个人崇拜，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李维汉还说，林彪、“四人帮”“他们的纲领、口号是极左的东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有些文章简单地说他们是极左，就把他们那个封建的东西掩盖起来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回到封建法西斯专政去。”
第二次采访在北京医院，汪子嵩带刚到报社的年轻人张书林（现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一同前往，这次主要是探视，李维汉在病榻上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肃清封建主义残余问题，邓小平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296页）这个报告与李维汉这次谈话有密切的关系。李维汉出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他在8月19日的发言中说，“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并且由他来补。”现在他补了，“我拥护小平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我们30年来作为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有理论，有实际，讲得很好。”采访结束时，李维汉重申，他不能写这样的文章，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威，只有邓小平最合适。但李维汉所谈问题的深度和权威性，是无庸置疑的。编辑部根据所谈情况，整理了一份访谈录，争取公开发表，但因种种原因，终未实现。
最近，我去看望采访者之一的汪子嵩教授，同他谈起了这篇访谈录，他为当时未能发表而深感惋惜。他说，李维汉所谈内容十分重要，现在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可惜现在连底稿都找不到了。我说我有同感，我正是为此而来的。我告诉他我保存有一份他亲笔写的原稿，希望他同意，不加任何修饰将它呈现给读者。他高兴地同意了。
下面就是这篇尘封20多年的访谈录的全文。
李维汉同志谈话
汪子嵩 宁培芬记录整理
时间：1980年6月19日上午
地点：李维汉家中
你们要我写文章，我不能写。现在由我来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得体的。我是向小平同志建议，希望他出来带个头，只有他比较最合适。我向秘书讲过，这个问题是不能谈的。你们从哪里知道的？中宣部传达了？我和小平同志只有两个人谈，是他说出去的？这两天都有人来找我谈这个问题。
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从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的决议，我都是拥护的。但有些问题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毛主席到晚年会造成这样大的悲剧，走向自己的反面？这问题怎样解释？我解释不了。还有，周总理也是悲剧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他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己说的这个话。他作了斗争，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抵制，使党和国家没有完蛋，他有功劳。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进行了抵制、斗争；另一方面，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又是他效愚忠。我慢慢地想到这个问题上，觉得有许多问题。
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我们用武装斗争解决了问题，人民政权取代了旧政权，改变了所有制，这些都做到了。但革命却也到此为止，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现在说阶级已经消灭，不再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好像肯定反封建任务已经完成了。实际上怎样？共产党应该与过去彻底决裂，做到了没有？没有。我们是革命战争胜利了，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当然，那时候我们很忙，战争刚结束就抗美援朝，又要搞向社会主义过渡，那时不过渡要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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