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冬，在判断蒋介石有无联合日本夹击八路军的阴谋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几经往复，毛泽东最终放弃了先发制人，集中15万精兵进入甘肃与河南，打破日蒋夹击的军事行动计划。紧接着，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总部近万人大部分牺牲，部分被俘，蒋介石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毛泽东再度提出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采取攻势的策略，并多次告诫莫斯科不要再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援助，双方为此又一次发生重要意见分歧。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根本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之举，也是毛泽东这时不得不为之事。
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尖锐批评“言必称希腊”，主张对俄国人的话“不可尽听”
自从共产国际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理论上又形成了足以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起指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工作得可谓得心应手。但皖南事变的发生，尤其是在此前后与莫斯科之间的激烈争论，不能不给毛泽东敲了一个警钟：双方的争论与其说是一时的政策分歧，不如说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相差甚远，既然如此，究竟能不能与莫斯科始终保持一致呢？如果不能，后果又将如何？
国共合作三年多的实践表明，国共两党可谓格格不入，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不采取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不能取得。因此，毛泽东已渐渐在怀疑，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那些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统战指示，是否正确。为什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能够取得支配地位，为什么新四军在华中地区能够发展壮大，而项英领导的部队在皖南竟会几乎全军覆没？在他看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华北和华中方面坚决实行了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而皖南的项英等人却继续拘泥于十二月会议的精神，作茧自缚，畏首畏尾，犯了右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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