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国画》、《苍黄》等作品被称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王跃文，这次他跳出官场，改写情感。《爱历元年》是他历时七年创作的新作。与他以往讲解官场与事业作品截然不同，这一作品讲述的是人到中年的情感危机，反映的是中年人复杂的情感感受。
作家王跃文
这次一改风格出版了以情感、婚姻、家庭为构架的小说《爱历元年》，着实让人眼前一亮。这是不是他的转型之作呢？南京日报对此进行了采访，王跃文并不不认为这是一种转型，他除了官场小说也写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小说，他表示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具备写作各类题材的能力。
写官场：“人们对我有某种标签化、符号化的误读”
对“官场小说第一人”这个牢牢贴在身上的标签，王跃文有些许无奈。
原本在机关工作的他，也早已远离官场，成了专职作家。“当时好像一夜之间爆得大名，赢得了无数读者，包括一些从来不看小说的读者、很多官场上的人、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的阅读目的当然不一样。另一方面，我的写作又让我在身处的官场陷入很尴尬的境地。别人以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觉得我破坏了游戏规则。事实上，我在作品中写到的事情，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发生在我的工作环境当中的，更别说是哪个人物有原型了。有的人刻意要让生活当中的人对号入座，而我一直反对把生活当中真实的人物当做模特，然后做点变形。我认为，虚构应该是文学创作的灵魂，我作品里面所有的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出来的。”
“人们对我有某种标签化、符号化的误读。”王跃文说，其实自己各种题材的小说都写过。“我不存在转型不转型的问题，我觉得好的作家必须具备掌控各种题材的能力，涉及的题材越广泛，这个作家就越丰富。”
最近这几年他已经没有再写官场的“冲动”，目前正在动笔的是一部乡村题材小说。写历史：“300年前南京事移花接木到杭州”
王跃文上一本畅销书是《大清相国》，被贴上了“清朝官场小说”的招牌，其实他写的是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塑造了以陈廷敬为主要代表的大臣群相，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人物的人格、道德和行为的艰难选择，再现了300多年前的历史风云。
“其实写历史比写当下的小说要辛苦很多。”王跃文为了写这本书将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之间将近80年的正史、野史和杂书，尽可能地都看了一遍。写完仍有很多人质疑，这样的小说，是戏说历史，太不“严肃”了。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典范，但所有人都知道它与《三国志》不能对照看。”王跃文对历史小说写作有自己的看法， “拿正史来说，《史记》是史书宝典，但其中很多对话甚至场景的描写，都很戏剧化。就连史书中都有虚构内容，为什么本就该就是虚构的小说，反而要被扣上‘戏说’的帽子呢？”
而且，他自认没有进行颠覆性的虚构，虚构也是有历史依据的。“我用了一些移花接木的手法。”他说，比如书里写当年杭州知府在青楼旧址建了一个圣谕讲堂，犯了大逆之罪，要杀头，很多官员保他才戴罪履职。“现在我们看来觉得这太搞笑了，就像八卦电视剧一样，事实上这是真事，只不过我把名字和地点变了一下。历史上真实的这件事，发生在300年前的南京。”当时做这件事的是江宁知府陈鹏年，康熙皇帝要杀他，包括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在内的一大批官员说他确实是一个清官、好官，这才把他保住。
写情感：“无病呻吟，却有大痛”
王跃文新作《爱历元年》是一部情感小说，讲述的是人到中年的情感危机。小说通过描摹一对夫妻的情感婚姻生活轨迹，对中国人过去三十年间的精神走向、情感形态等进行回望，并勾勒了社会世相的变迁。表面上关于情感、婚姻、家庭，其实就是中国30年来普通老百姓的饮食男女生活的变迁。王跃文笑道：“我为了把人物写真切，把自己一些生活习惯放在书中主人公的身上，包括饮食习惯、性格乃至说话方式，但是故事都是虚构的。”
从动笔到收尾，他共花了7年，这期间更多时间不是用来写，而是在思考。“当社会被种种洪流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貌似向前狂奔的时候，我愿意慢下了停下来甚至往回走，来看看那些狂奔的人都丢失了什么。这是我这几年一直思索的状态。因而我就想写这么一部小说来反映这点。”
他总结这部小说是“无病呻吟，却有大痛”。“无病之病，是为大病。我们从身体到心理，从精神到灵魂，是不是有病？我们还会不会懂得痛？我想同读者朋友们一起喊一声痛，一起面对我们必须面对的人生。这部小说会叫人感觉到疼痛，却又有温暖，有爱和救赎。”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