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年底，一场运动席卷中国的留日学生界。本是日本方面一个普通的规则，因为理解不同掀起渲染大波。虽然风波以日本收回成命告终，这场运动中却充分暴露出来的不择手段的倾向。
梁启超（左）将运动归结为“蓄愤甚久”
“取缔规则”
这份《规则》共15条，分别从学生和学校两个方面，加强了对中国学生留学日本的规范管理。
在《规则》中，明确了中国驻日公使馆是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前置审核机构。《规则》的第一条规定：“公立或私立学校，在许可清国人入学之时，于其入学申请书中必须附上外务省在外使馆或清国驻本邦公使馆之介绍信”；第四条规定：“公立或私立学校，如欲许可清国学生转学或退学时，其申请书必须附上外务省在外使馆或清国驻本邦公使馆之承认书”；第六条规定：“公立或私立学校，遇有清国学生毕业或饬令退学时，须于一个月内，将其姓名及饬令退学之事由，报告介绍其入学之外务省在外使馆或清国公使馆。”这3条，在送交外务省会签时，都删除了“外务省在外使馆”的字样，只保留了“清国公使馆”，也就是，中国驻日公使馆不仅是留学的首道审核机构，而且拥有“一票否决权”。
《规则》更多的是对日本学校提出了要求。基本的要求如第二条，“公立或私立学校，得依清国学生本人志愿，于该校所定学科中，阙修一科或数科”；第三条，“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立或私立学校，须备有关教职员名簿，清国学生学籍部、考勤部，以及来往书信文件登记册”；第五条，“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立或私立学校，须于每年一月至七月份两次将其前六个月期间许可清国学生入学之人数，呈报文部大臣。清国学生之转学、退学以及毕业人数，亦依上述规定呈报。”对于日本学校接收留学生的“市场准入”，《规则》也进行了规范，明确提出：“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立或私立学校，经文部大臣认为适当后，将特选定之，并通告清国政府。”此前，任何学校都能自行接收中国留学生，导致无序竞争，大量教学质量低劣的“野鸡学校”冲击了市场，一些学校能在短短的3个月内就给中国学生颁发毕业证，甚至有一类传授肥皂制造法的学校，几天就能毕业，成为变相出卖文凭。
这些学校，在申请时必须向文部大臣提交：“一、该校教育清国人之沿革；二、校规中关于教育清国人之规定；三、校长或学校代表者之经历；四、教员之姓名、资格、学业经历及担任学科科目；五、清国学生名额及学年学级现在人数；六、清国学生在校外之监督方法；七、清国人毕业人数及毕业后之情况；八、供清国学生使用之校舍及宿舍之蓝图；九、经费及维持方法；十、教科书、教具、器械及标本之目录。(《规则》第八条)所有这些文件，必须“经由地方长官呈报”(第十四条)，这应该是为了确保学校申报资料的真实性。
对于申报成功的学校，日本政府加强了过程中的监督，“文部大臣如认为必要，得派员临视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之考试，或查阅考试问题及答案。该员如认为考试问题或方法不适，当命其变更。考试问题、答案及成绩表最少须保存五年”(第十一条)；学校“于每学年结束后一个月内，须将清国学生教育之概况，呈报文部大臣”(第十二条)；“如违背此《规则》，或其成绩不良者，文部大臣得取销其选定资格”(第十三条)。
而备受中国留学生诟病的内容，正是《规则》中的第九、十条，其内容分别是：“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学校监管之公寓，须受校外之取缔” (第九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第十条)。
留日乱象
日本政府公布这个《规则》，一方面是受到了大清国官方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自身加强留学市场管理的需要。
从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尤其是从1901年庚子动乱之后，到日本留学成为中国年轻人最为时尚的选择，加上官方不断地对留学生进入公务员队伍给予特殊优待，更是加剧了留学日本的浪潮，到1905年其人数已增至8000人。但是，除了公费留学生之外，大量的自费留学生并不需要经过考试和选拔，这导致留学生们素质参差不齐。其中相当一部分“挟利禄功名之见而来，务为苟且；取一知半解之学而去，无补文明”。中国留学生的许多不文明行为，及热衷出没于酒馆妓寨等腐化生活，也令日本社会侧目。留日学生的政治倾向更是很快引起了中日两国官方的注意，主张革命、反满的思潮十分活跃。这其中的一些学生，固然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意识形态，认定反满革命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他们中的不少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党。但是，更多的学生未必是真的出于自觉的意识形态追求，而只是将造反革命当作了一种时尚潮流而已，这类学生往往难以适应日本的学习生活，跟不上功课，甚至连日语都无法听说读写，在学业上面临挫败之余，他们似乎从鼓吹或跟从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就在《规则》颁布前两个月(1905年9月)，早稻田大学高管访问中国，与中国高官谈论起留日学生的“危险思想”，学校领导毫不隐讳地指出：“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他们认为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任何颠覆性的思想。这种说法，虽然未必全面，却也相当客观地描绘了当时的留日学生情况。日后的历史证明，与精挑细选的留美学生们相比，几乎没有门槛可言的留日，所培养的基本都是连日语也不会说的“造反派”，当留美学生成为晚清、民国甚至延伸到红色中国的建设者的时候，留日生基本都是 “革命者”。
1903年8月，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向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提议，两国应当共同对留日学生严加管理。9月，在中日商约会议中，庆亲王奕劻和张之洞又向日本提及此事。多次沟通之后，日本文部省也认为，中国留日学生对政治的酷爱和参与，已经超出了学生的界限，必须加以限制。1905年 4月，日本文部省训令相关学校，中国留学生中有“议论本国政治、举动不当”者，学校和教师必须深刻注意此点，“使彼等不失学生本分”。
在这样的期待之中，1905年 9月就有日本报纸盛传，政府将公布《清、韩学生取缔规则》。这引起了中国留学生们的关注，其焦点并非“取缔”，而是将中国与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相提并论。留学生的代表杨度等人，多次约见中国驻日本公使杨枢，要求“决不与韩人同等，受此特别之法”，日本文部省也声明，“取缔规则”纯系讹传。
11月2日的《规则》一颁布，留学生们以为是传说中的“取缔规则”，群起而攻之。
罢课争议
《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则》公布之后，应中国驻日使馆的要求，“留日学生总会”(以下简称“总会”)在总干事杨度的主持下，开会讨论。但因到会人数太少，极度延宕，最后于11月21日进行了逐条研究。“总会”是个被中国官方认可的留学生自治机构。“总会”认为，《规则》中的第九、十两条不妥，是对中国学生的侮辱和歧视。于是，“总会”在11月28日向公使馆提交了报告，要求对日本政府交涉。公使杨枢随即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了照会，请外务省咨会文部省研究。按惯例，日本政府将在2周后正式答复。
但是，学生们等不及了，而且在等待的过程中，针对公使杨枢及“总会”总干事杨度的不利传言，开始流传，两人收到了不少充满敌意的来信。
11月30日，弘文学院、经济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大成学校、成城学校、东斌学校、东业实业学校等8所学校的留学生代表，开会商讨对策。
12月4日，弘文学院中国留学生首先停课，表示抗议。
12月5日，300名中国留学生聚会于“富士见楼”，认为《规则》有辱中国国体，要求日本政府废止，同时决议集体罢课，退学回国。
留学生程家柽发表《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理由》，刊于东京《朝日新闻》，倡议罢课退学，文词相当激昂：“既深恶祖国专制，志于推翻，又何苦郁郁受异国专制压迫？”
6日起，这群学生发起成立“各校联合会”(“联合会”)，以便敦促全体同学参与罢课。这是留日学生的第二个大组织。
“联合会”制订了《学生自治规则》《纠察学生自治规约》等，甚至组织了“纠察队”，配备短刀或手枪，对不参与罢课退学的同学进行武力威胁，双方发生了不少冲突。“纠察队”宣称：“如不回国，众必杀之”。继续上课听课的，一律以“汉奸”治之。早稻田大学共有10个班级的中国学生，各班派代表投票，4票同意罢课，6票反对，但罢课者随即封堵教室，导致了全体学生“被”罢课。
主张理性应对的留日学生会总干事杨度和中国公使杨枢，则收到了死亡威胁，据亲历者张篁溪回忆：“遂有匿名投书于使馆者，或称将置公使于死地，或云将剪公使发辫以示儆”，甚至有传单宣称“二杨之罪，不容于死”。
罢课以及“被”罢课的规模很快就扩大到了17所学校8000余人，几乎囊括了在日的所有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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