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回归，如果放置在近代史“落后挨打”的语境之下，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所以，一九九七年，在英国殖民政府撤离、中国解放军进驻的那一刻，无数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几乎同时获得了极大释放。
但对香港本地居民来说，在经历了面对前途的信心冲击之后，九七后的变化，却有点出人意料的小。不止“马照跑，舞照跳”、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一国两制”之下，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几乎采取了同样的管治模式，还是那套用“行政吸纳政治”的“政商联盟”统治。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通过人大、政协、特区行政会议、特区立法会功能组别等平台，吸纳各类社会贤达，与其结成同盟，共同统治香港。主权虽已转移，但旧有的殖民地制度却“急冻”式保留了下来。所以，回归之后的香港，在制度设计上，的确是在努力“五十年不变”。
不过，历史是在发展的。两个变量的出现，令香港的治理结构出现了特区政府无法修补的漏洞；“一国”与“两制”之间，也呈现某些悖论。问题的积聚，发展到今天，就是“占领中环”运动的爆发了。
殖民地时代，英国人在香港之所以能够将“政治问题”化约成“行政问题”，用“技术手段”摆平“原则性分歧”，根本原因在于香港是个移民社会，大家普遍抱有“难民心态”，在这块“借来的土地”上只求暂时安稳。所以，在主体权力伸张、统治认受性等政治议题上，并没有广泛共识。
而回归之后，香港的主权归属已明确，这一困扰香港历史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已经不复存在，“花果飘零”的流亡者心态日渐淡了。同时，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的移民潮发展到现在，移民第二代、第三代，已成为社会主流，对于他们，这里也不再是“借来的土地”，而是自己的“家”。这导致香港人主体意识越来越明确，直面政治问题、追求政治权力，成为新常态。
香港社会层面的变化，构成了回归以来，香港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变量。对此，用“急冻”式保留下来的殖民地统治模式，显然已难以应对。更为麻烦的是，处理香港问题的中央官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面对香港新一代的民主追求，他们往往下意识地回应：“英国统治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追求普选？”言语背后，似乎还深受委屈。
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处理香港问题，有深刻的政治考量。不说对台湾的示范性，对中国大陆本身，同样具有政治示范意义。一九八七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五十年之后的不变，自然是因为两地趋同，没有变的必要。“两制”基础上，香港是社会主义国家之下的资本主义试验区，向好或者向坏发展，都会为中国政治的道路选择带来示范。彼此之间的互相影响，不可避免地缠绕在一起。作为影响香港历史发展的第二个变量，中国大陆政治的介入，除了体现在两种制度互相影响外，更重要的体现，则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支庞大的处理香港事务的官员队伍。他们集中在港澳办、中联办等机构，这些科层制中的官员们，由科长、处长、局长等组成，他们是大陆官场中的一员，但却在“一国”原则之下，逐渐深入香港本地政治。影响特区政府对社会贤达的吸纳，影响立法会、区议会的选举。自从二零一二年梁振英上台以来，他们对香港政治的参与，变得更为细致和深入。所有的官员队伍，都是保守的，都希望社会毫无变化地稳定下去，这样他们才不会受到挑战。所以，最希望香港能够“急冻”在回归前的那一刻，保持旧有社会心态与治理模式的人，应该是港澳办、中联办的官员们。他们自然也喜欢维持“行政吸纳政治”的“政商联盟”统治。否则，新的冲击所带来的变化，不止会令香港出现不可预知的状况，也会影响他们自身在大陆官场中的升迁。面对二零一七年的政改模式，治港官员们选择零风险方案，一点都不意外。但这构成了当下“占领中环”运动的直接原因。
香港左派核心人物、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香港政治现实天花板的高度，很大程度，是要看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放心程度”。中央政府很多时候也并不连贯和一致，邓小平在考虑香港问题时，所想的是如何打开两地政治空间；而当前日渐庞大的中央治港事务官员们，所想的则是如何确保无风险管治。
如何才能对香港放心？思考这一问题，究竟是从政治角度出发还是从管治角度出发？处理这一问题的人，究竟是政治家还是官员？这些都是更为前提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前提问题，放心与否的答案，将会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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