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贩布瓦吉吉（Mohammed Bouazizi）的自焚，触发了“阿拉伯之春”。而在短短数月之内，抗议的浪潮迅速席卷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几乎波及全部阿拉伯国家。在外界看来，美欧等国似乎更倾向于将这一运动视作“阿拉伯世界的觉醒”，以至于一场积极的变革。但站在4年后的今天来看，“阿拉伯之春”似乎已可休矣，正如有关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考虑到所有被其唤醒的东西，这样一种说法或许将不再成立，此外这样一场运动的结局，也有待决定。
阿拉伯世界的难题非“阿拉伯之春”能解
战略家科德斯曼（Anthony Cordesman）曾言，“现在我们最好说‘阿拉伯十年’或者‘阿拉伯的四分之一世纪’：各国内部和地区不稳定的一段漫长时期，在此期间，围绕伊斯兰的未来以及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未来的纷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场‘文明内的冲突’”。而若再观现状，不难发现这场文明内的冲突已酿造出苦果。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0月22日以“突尼斯的自由造就了‘伊斯兰国’支持者”为题刊文称，所谓“民主革命”后的突尼斯已成为向“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输送士兵的头号国家，至少已有数千名突尼斯人奔赴叙利亚、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形势堪忧。
文章指出，阿拉伯之春革命发生近四年后，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混乱局面，突尼斯是唯一革命成功的国家。突尼斯还有另一个特点，即该国向伊拉克及叙利亚“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输送的外籍战士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突尼斯已在广泛共识下通过新宪法，本月还将举行第二次自由选举。但即便在这样一个受教育程度、城市人口比例之高，甚至位居阿拉伯世界前列的国家。阿拉伯之春在为其带来的新自由的同时，却没有削弱军事极端主义，反令武装分子得以更加公开地宣讲和招募新成员。
虽然突尼斯步向民主的举措令年轻人得以表达不同政见，但焦躁和怀疑明显让不满的少数派转而拥抱了“伊斯兰国”激进的政教合一方案。据突尼斯官员表示，至少已有2400名突尼斯人前往叙利亚、伊拉克加入了该极端组织----根据其他研究，相关人数多至3000人----而另有数千人曾经尝试，然后遭到阻止。“伊斯兰国是真正的哈里发，是一套公平公正的体系，在那里你不必因为某人有钱或者有权而听从他的命令”，“伊斯兰国”年轻的支持者艾哈迈德这样说道。和所有其他受访者一样，艾哈迈德因害怕警察而不愿透露自己的姓氏。他称，“这是行动，不是理论，这将颠覆整个游戏规则”。在突尼斯，虽然对武装分子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人，但是似乎所有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认识某个前往叙利亚、伊拉克参战或死在那里的人。此外，文章还提及，在与数十位突尼斯年轻人的谈话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媒体对“伊斯兰国”斩首人质或大屠杀的报道，人们甚至直呼，“是编出来的”，“都是西方造出来的”。
在“阿拉伯之春”的鼓舞之下，阿拉伯世界多国虽推翻了所谓集权统治，但伴之而来的却并非绝对的平稳与和平，在强权枷锁被打破之后，民族极端主义思潮也在摆脱强压之后，愈发泛滥。对于此，人们或许能够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院长纳斯尔（Vali Nasr）的分析之中得到一些认识。他曾指出，“在阿拉伯之春失败、伊斯兰好战势力渐占优势之际，我们正在看到部落和宗派分歧的新爆发。这是非国家运动所构成挑战的真正根源，这些运动企图在无人管治的地区形成影子政府”。
在纳斯尔看来，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虽然让外人感到很可怕，而且毒害性更大，但它只不过是一个最新的例子，而且不是完全独创的。“阿拉伯正式实际上是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种混合，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独裁统治防止了这种矛盾的恶化，美国直到最近以前一直支持那种地区秩序。但如今，阿拉伯独裁政权以及让其得以维持的秩序都失去了支柱，首先是因为美国对伊拉克国家的极大打击，再就是人民的反抗。现在，整个一战后的地区秩序受到极端分子的质疑，他们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融入了伊斯兰教。西方国家及其阿拉伯盟友在努力赶上来，但做得还不好”。而这或许可以成为当前阿拉伯世界的乱局的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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