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23日，为期四天的四中全会进入到最后一天。按照既定程序，这次重大会议的重大决定很快将揭盅。闭门会议期间，虽然从保密度拉响一级警报的京西宾馆流出的消息几乎为零，但是各路媒体的热情却丝毫没有消退，信息饥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剧烈。对于四中全会关注法治，西方看到中共此举的史无前例，但囿于对人权、宪政、民主的理解，西方主流舆论对中共的“法治”疑虑重重，认为法律永远是中共用来强化一党专制和执政合法性的工具，部分西方媒体甚至断定“中共必定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和以往“全会”不一样的是，西方对四中的聚焦与其说是法治，还不如说是习近平。借四中和法治的讨论，西方舆论将这几年中国政坛和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再次把目光聚焦习近平，判断他的权威和改革魄力究竟有多大。为此，薄案周案、新疆暴恐、香港占中以及异见人士待遇就成了西方关注四中、聚焦中国法治的一个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它们的判断往往是在现实和幻想之间徘徊，对习近平的改革有寄望和肯定，但更多的还是怀疑和否定。
西方主流媒体对四中全会的关注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依法治国在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或“依法治国是重法治（Rule of law)还是法制(Rule by law）？”以及“从四中看习近平有多大的权力与魄力”。为了回答这类问题，东西方一些法律界人士或人权事务专家就成了在西方媒体就中国“依法治国”进行答疑解惑的“专家”。所以，一些负面的评论并不少。美联社和法新社借香港占中运动等背景认为，不该对此次四中全会法治期待太多，虽然会出台一些措施应对地方法院的腐败及地方官员滥权，但中共最重要的目标还是为了建立一个法制体系保护和强化自身的政治地位。《今日美国》和《洛杉矶时报》认为，中国对法治概念的理解不同于西方，四中全会主要是为政府的所作所为寻找法律基础，目的是为了强化执政的合法性，不允许挑战中共权威。
更多西方媒体看四中还是聚焦习近平本人。《洛杉矶时报》10月19日认为，执政2年来，此次四中全会也是为了凸显他自己的政绩，彰显自己对权力的牢固掌控。该报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强化了党政军权，开展反腐赢得民意，频繁出访增进中国经济和政治联盟，抬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这个国家依然存在土地强征、劳工纠纷、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问题，这些都指向中国能否改善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所以，以法治为主题的四中全会其实就是习近平善政廉政、强化党权“运动”的一部分。半岛电视台20日报道认为，四天四中全会是对习近平反腐的一次考验。这是西方舆论的普遍关注点，比如对于周案，中共如何决断和审判。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日称，习近平必须通过掌控这一四中全会这一政治事件，确保对中共的控制。对于习近平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法律更是一个工具，目的是为了掌控社会。该报还以一种权斗思维看待问题，认为习的经济改革有损国企和其他特权利益，反腐则被视为是为了弱化党内对手。虽不清楚中国的法治是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绝对不是西方民主的法治，即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该报认为，为反腐提供更多法律和体制框架，这是走向法治的一大进步，但没有人能指望中共在控制司法体系方面做出让步。
《华尔街时报》也认为法治和改革是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的重点。中国司法体系充斥钱权交易，中国欲消除地方政府对法院的控制和影响力。但是信誉危机无法根除，因为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对法院的政治控制。鉴于中共对人权律师和法律活动分子的对待手法，此次四中全会的法制改革不应该被理解为强化法治，有些法庭裁决完全是警方、检察官和其他中共官员在庭外协调的结果。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舆论对四中全会聚焦法治的看法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相比关注中共反腐和权力更迭，西方自认为谈“法治”似乎比较上手，因为从西方宪政角度看问题对它们来说一点都不难。但它们也有直呼看不懂的时候，比如习近平借法学和儒学来谈治国理政和依法治国。西方本来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不够深，如果将这些“传统”用于中国政治理念检验和实践，就更是令西方丈二摸不着头脑。西方一些记者或学者只好作出这样一种判断：习近平借古代圣贤引经据典谈法治，释放出的是复杂信号。
比如，习近平10月13日谈到国家治理时说，“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在谈到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时，习近平引用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著作《韩非子•有度》的论述，强调法律体系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纽约时报》随后对此发文认为，习近平是在利用传统来固权。文章说，追溯儒家学说，习近平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启示，这是他为中共执政合法性寻找传统基础，潜台词就是“中国不需要西方模式”。文章还说，习近平还表现出深谙“法家”理念。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法家韩非认为民众应该服从强势统治者所维持的秩序。习近平从中看到了自己。习近平还对主张严政的法家商鞅表达了崇敬之情。商鞅通过严政把羸弱的秦国变成了各国畏惧的帝国。
有西方舆论这样评价习近平对传统的重视和应用：从习近平频繁引述孔子哲学等传统理念可以看出，在习近平任内，中共专制的“善政”能够最终开花。这种善政在西方看来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儒学从传统层面讲也代表中国国家管理的软性一面。但是，习近平同样也提到法家的一些“黑暗”传统，比如强调通过“严惩”让官员和老百姓遵法守法，换句话说，法学家看重的是将法律当做工具，即“法制”（rule by law），而非“法治”（rule of law）。再比如，西方舆论认为，习近平曾说过要把“权力装在笼子里”，但是中共很难在法治与改革过程中作出让步，始终把持对权力的绝对控制。
但是，耶鲁法学院法学教授葛维宝(Paul Gewirtz)认为，改善法治体系不单是为了管控社会，也是为了限制官僚，简单说就是限制政府自身，而非仅仅管控社会。习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就是了获取民心，但这也说明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共需要限制自身权力，才能继续掌权。
和西方主流看法不同的是，葛维宝从乐观角度看待中国法治。他10月19日在《纽约时报》专门撰文阐述“法治在中国意味着什么”。他说，中共官媒将香港占中运动定性为非法，让很多观察人士都确信中国“法治”的核心意思就是“中国利用法律管控社会”。但是，有大量证据显示，中国以更为细微和复杂的方式看待法治。
有一些悲观观察人士提到在一党专制条件下中国法制改革所面临的的限制，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中共推行法治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意味着走向多党制，此次四中强调法治的核心意思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但是，葛维宝认为，和这种悲观看法相反的是，四中不可能将法律仅仅当做一个中共社会管控的工具,回到两千多年前“法学”哲学所追求的状态。尽管习近平喜欢引述两千多年前法家学派理念，但如今中国的社会和法律体系和当时相比已经根本上发生改变。习近平领导的政府已经开启多种改革，并在意识形态上进行调整，这都代表着向现代法治体系迈出积极步伐。这些变化说明，中国高层已经认识到必须改善管理体系，解决公众不满和对舆论作出回应的必要性。
作者还提到近年中国在法律改革方面的措施，比如死刑减半、新的刑事诉讼法通过、废除劳改、政府透明度增加等等。但对于宪法本身，习近平最近称之为中国的“根本大法”，并表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中国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机制来执行宪法，这是一个重大缺陷，但至少目前大家正在公开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主题。此外，中国法律群体日趋成熟，普通老百姓谨慎关注这些事态发展，所以人们对它的预期也升高了。
总之，西方过于看重异见人士和言论自由，而忽略了一大群学者、有改革头脑的官员以及多数寄予厚望的老百姓声音。社会稳定，在西方看来就是中国噤声或关押异见人士和活动分子的目的，但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更看重的是，社会稳定是中国摆脱贫困、发展经济和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法治和社会稳定的联系并非西方所想的那样。
看不懂中共四中，也看不懂中国法治，只好继续聚焦习近平本人。这和近来西方对习近平本人的关注脉络相符。有些西方舆论会从习近平内政外交言行判断中国真正法治的前景，注意到习的反腐要想进行下去就必须法制化和体制化，否则在它们眼中，只会催生更多“内部不稳”和“权力斗争”，甚至“社会动乱”。由于这次会议是闭门的，所以西方还是和往常一样，雾里看花，从自己认为占优的西方法治角度，看待中共的依法治国。但是，如果撇不开个别浅显案例的视角，理性看待中国法制和司法改革，如果放不下炫耀与傲慢的姿态，西方就很难看懂中国“法治”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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