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议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昨天已经闭幕，虽然社会上期待许久的决定全文暂时还未公布，但是大会公报的公布，已经可以为人们看待四中全会提供许多信息。单从公报的内容来看，党的领导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虽然写进公报，但是却没有“宪法委员会”和“违宪审查”，而司法独立所牵涉的党权和司法权、政法委与法院的关系未有明确说法。从目前所能接触的信息来看，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改革未有太大突破，中国的法治之路任重而道远。不过，作为干货最多的司法改革，包括：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可是，社会上一直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从源头上解决司法独立问题，没有进行司法制度的根本改革，司法改革仍然会流于形式，中国法治的前景仍然暗淡。这种观点固然有道理，可问题是中国是一个有着特殊情况的国家，不会也不可能一下子实现司法独立，这样不仅会招致极大的阻力，而且未必会成功。比较现实的途径是，在执政党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由执政党主导司法改革，这样不仅不会造成失序，容易推进，而且相对于过去确实能够更好地保障民众的权利。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
司法改革自从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以来，法治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大标志逐渐为世人所接受。放眼今天的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表示反对法治，即使实际上是人治的国家，都会公开宣称法治。法治的成熟程度，直接关系每一个公民和每一个组织的合法权益，关乎公平正义，关乎社会稳定。鉴于此，对于法治的诉求一直是大多数人的呼声。自从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之后，法治在中国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趋势。可惜的是，中国的法治一直进步有限，每每可见社会上有抱怨法治落后的声音，形势比人强，人心等不得。正因这样，每当看到中共在法治领域的有限进步，尤其是反腐过程中治标不治本以及周永康多次干涉司法的情况，导致社会上总是存在一种不满，甚至认为若没有司法独立，一切都是空谈。
事实上，这种观点固然可以被理解，背后反映着人们对于法治的急切心情，但是却有失偏颇。法治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是作为现代法治发源地之一的英国，其法治进程同样是循序渐进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司法独立。某程度上讲，所谓法律并不是从无到有地创造法律，而是对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事情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确认。言外之意，最终决定法治进程的不是国家和执政党，而是社会上对于法治的诉求和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反观今日中国，法治诉求固然有，但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大学生、律师等群体，屡屡被诟病的人情案、关系案现象依旧严重，法治意识仍然淡薄，公民社会依然处于滞后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法治进程不容乐观。知识分子、律师等群体之所以对于法治的诉求过于强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看得更远，整天的研究和实践让他们觉得法治应该尽快成为现实。历史的无奈在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几十年建成法治，已经算是非常快，但是对于生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几十年就是一辈子，如此漫长，等着令人煎熬。正因这样，经常会看到一种现象，有的人一辈子追求法治，可是最终仍然没有看到多大进步，只能带着遗憾离去，而有的人一生下来便经历法治。那些渴求法治早日成为现实的人，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若因为四中全会未提及司法独立而悲观则不必要。
在司法独立难有大的突破之前，具体的、技术层面的司法改革的推进，仍然是一件好事。不管是减少领导干部介入司法，还是设立巡回法庭，乃至符合条件的律师可以成为法官，如此等等，都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具体的人和事都是有所帮助的。比如，设立巡回法庭，可以减少地方干预司法，有助于解决跨省的法律纠纷问题。再如，允许符合条件的律师成为法官，不仅可以缩小法官与律师之间的鸿沟，而且能够让富有经验的律师为法治的进步贡献自己的智慧。
历来改革，都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根本的、原则性的制度层面，一个是具体的技术层面。两个层面的改革，只有相辅相成，互为前提，改革才会成功。光有根本性改革而没有相配套的技术改革，改革很有可能流于形式，难以落地。光有技术改革而无根本性改革，改革固然难以一步到位，但是却可以为根本性改革奠定基础。四中全会的司法改革，虽然未涉及司法独立的大原则，但是多项具体的改革有助于为未来的司法独立准备条件。可以这样说，只要具体的改革逐渐成为现实，便会形成一种倒逼压力，司法独立的原则迟早会加以确认。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四中全会所涉及的具体改革能够顺利推进，不走样，不被变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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