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占中与学联宣布将在星期日，于金钟雨伞广场举行投票，就以下两个议题征询意见，『一是特区政府将提交港澳办的民情报告必须具宪制效力，可改变人大8.31决定；二是要求拟成立的多方平台委员会必须处理2017年及之前的政制改革；』。诚如大会所呼吁，我当然希望支持参与占领行动的市民能够借此向政府表达立场，然而，作为参与者面对这两条命题，却有无所适从之感。
如何觉得北京可以忍手松手？
第一、香港人能够让北京面对一个有决议性或宪制效力的结果，是很霸气而值得支持的事情，但究竟有决议性的最终决定效力有多大？宪制效力有多强？就无可避免回到老问题，遇到它原本想解决的问题一模一样的困难，就是北京能否放下最终决定的权力。
而我们都知道，就是北京在现在的政制改革，甚至在当年基本法草拟时经已为自己保留最终决定的权力，那么它即使向民情报告退让，赋予一定的宪制效力，按照北京的逻辑是一定留有最终裁决的权力。这是香港和北京打从一九八零年代遗祸至今的死结：香港人原本以为是自治的事务，在北京眼中则始终有最终决定权，也不可能让香港得出到一份可以凌驾或否定北京决定的东西。
现时香港与北京之格局，好比二千年前，古罗马共和国的平民，选出护民官以保护平民权益；但元老院的贵族们到后来就出动『元老院终极议决』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用最终的权力令护民官原有法定的职权无效化。
除非再有政治力量的逆转，否则推进到这个地步，也只是原有问题的延续，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步。如果我们可以令民情报告有决定性效力，那香港人理应可以简单直接得到本已允诺的普选了。
如何确保一个公平公开的多方平台？
第二、针对第二条投票议题，若果我不知道多方平台如何组成，那么我在投票中如何取态？支持2017年及之前改革一回事，但该多方平台『点组成』其实非常影响『点处理』，之等于提委会的组成，会非常影响如何处理不同政见之候选人。若果我们未能理清，又或者向市民声明多方平台的组成原则，运动将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
我们假设以下情况：(一) 政府刻意设下『三脚凳』，刻意拆开做『政府』、『建制派』、『运动参与者』，政府与建制派包夹雨伞运动，(二) 『政府』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主持会议，以行政中立的手段，折衷调和的表面，实际上是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收割多方平台的结果。那么我们如何面对一个不公正的多方平台，会不公正地处理2017政制改革的问题？双学和三子，是否应该提出一些组成多方平台的原则，取得参与者的共识？我想起李登辉面对1990年台湾野百合学运。翻查学生与李登辉会面后，得出的四点共识中的第二点，订出：
『在第8任总统就职前，国是会议必须由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公平组成，必须讨论中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并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 』
除了提及会议机制的任务，还提及到机制组成的原则。若果双学和三子并没有简介多方平台的组成，实在很难让市民有信心去投票。毕竟，政府在惯用操作咨询机制，实在无确保支持真普选的民意不会被扭曲。
为何只投机制形式不投运动原则内容？
第三，这场投票的受众，是占领金钟参与者，而不是全香港的市民。如果面对多种不同声音，我们当然可以利用投票来取得共识，确立一个处理问题的机制；但面对运动参与者，一班抱持着相近信念和要求的市民，就可以不单是处理『什么机制』的问题，而系应进一步（代表这群市民）『带什么立场进入这个机制』的问题。
如果参与运动的市民，为主办投票的占中三子和学联学民背书，确立他们什么形式介入往后的政改，却没有要他们承担参与者的立场和原则去进入平台，得出决议；除非三子和学联学民有信心掌握参与者的共识原则，否则又和一边制订比赛规则，另一方面却赤手空拳上阵有什么差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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