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希章，1928年生，山西洪洞县人。16岁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文书、机要员（译电员）、参谋等，后长期做秘书工作，1973年调军事科学院担任战史研究员。
1979年4月，谭政重返井冈山，在双马石哨口留影
乔希章除了参与和主编军事史方面的多种书籍和丛书，喜爱文学艺术创作的他还撰写了《大三角中的阎锡山》、《徐向前与阎锡山》、《阎锡山》等多部作品，传记文学《大将谭政》《三晋逐鹿》《胡耀邦与军队》《大元帅孙中山》及电视剧文学剧本《三打运城》等等。
乔希章自幼“迷书”，未曾想最终当了秘书----共和国十大将军之一谭政大将的秘书。不过他在谭政身边的日子，却正是这位开国将领“走麦城”的岁月。忘川之水无法涤去的，是曾经发生的历史。
谭璐。
迷书
战争年代想方设法学文化
乔希章后来能够出版那么多作品，原本的文化底子却是很薄，都是在军队里零敲碎打，甚至“偷偷摸摸”慢慢积累起来，聚沙成塔。在颠沛的战争岁月，始终尽最大努力学习文化，都源于他是个书迷，对于书有深深的迷恋。
乔希章小的时候，刚在村里的学堂念了《三字经》，日本侵略者就打过来了，村里人家都躲到山沟里，书自然也就没法再念了。他再有读书的机会，是抗日民主政府办了三所高小，乔希章临阵磨枪，跟二哥学了一下如何去括号作四则运算，还真考上了。读了一年多之后，1944年，军分区来学校招兵，专门招小知识分子到青年干部学校，为部队培养文书、会计、指导员这些人才。“我是第三高小第一班的，我们一个班几乎全去了。因为我们那儿是半根据地，一动员就全走了”。那一年，乔希章16岁。
在战争年代，乔希章先后任教导大队文书、军分区司令部见习参谋、机要员、纵队（军）和兵团司令部作战参谋，参加了上党、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后来进军西北，保卫延安、攻打扶眉，后又参加了秦岭战役、成都大会战和解放成都的战役。在这么多年的征战岁月中，乔希章的一大乐趣就是不断地想方设法学文化。他曾当过很长时间的机要员，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密码。在部队里，译电员是宝贝，受重点保护，行军不用自己背行李，有马给驮着，作战时还有警卫员保护，“他不是保护我，是保护密码”。但是译电科的机要员们有一条纪律，不准和外界的人接触，怕泄露密码，哪个部门也不能去串。乔希章就偷偷跑到政治部的宣传科去找点书报看，因为只有宣传科有报纸，那些编辑也都是文化人，自己都有书。他就跑去跟人家借一本书再赶快跑回来，有时被人家碰上了，回来就得挨批评。“没有文化也不行，在机关里没有文化就没有出路，任务也都不能很好完成。另外看了一些书之后也受到一点儿启发，还想再深入多学习点儿。”
他看到的最初的小说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之前他从来没有看过小说，此前他几段上学经历中学习的“教材”都是油印的或者自己手抄的书刊文章段落。那时赵树理的小说，在山西农村的集市上可以买到。机要科有个特殊待遇，几毛钱的夜餐费，他省下攒起来，拿去买书。看到书上的好句子就抄下来。
后来划分阶级成分时，他家因为雇过一个长工，被划为富农。这样的成分不适宜在机要部门工作，而对他知根知底的参谋长就让他改为作战参谋。从那时开始，一直到1950年，18兵团解散，他一直都在作战科做参谋工作。后来他跟随王新亭调任西南军区政治部，任机要秘书。这五年时间，他觉得学习条件好多了----看书学习不再是违反纪律的事，西南军区也有像样儿的图书馆了。
却在1955年时，他又被点名调到了总政治部秘书处任秘书，开始了他的十七年秘书生涯。每天的工作就是跟文件、公文文书打交道。不过额外的好处是，“这时候我看书就自由了，愿意看，半夜不睡觉也没人知道。”
秘书
为谭政大将工作的日子
乔希章调去做谭政的秘书，就是在他被降职处理以后
1955年春天，乔希章调任到总政治部秘书处担任秘书，后来在总政主任办公室任秘书，期间有四年的时间担任谭政大将的秘书。但是那时，正是谭政“走麦城”的岁月。1960年10月，在撤销谭政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之后，又相继撤销了谭政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常委等职务。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谭政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也被撤销。之后，国防部副部长一职也被撤销。
谭政是开国将领中屈指可数的政工大将。1955年9月，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将军之一。
谭政是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1927年，谭政受“大舅哥”陈赓的影响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军，“七一五”政变后他又随陈赓逃离汉口，参加了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随后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928年1月，谭政奉命到前敌委员会给毛泽东当秘书。谭政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了一年多的秘书，这段时间毛泽东写出了许多著名的文章，如《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还有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那时，在一个房子里头，毛泽东住在里屋写，他在外头给他抄。经常是一晚上一晚上地通宵工作，有的时候谭政困得不行了，毛泽东就给他一根烟抽，谭政抽烟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候“熏陶”出来的。毛泽东跟谭政不仅是湖南老乡，东乡学堂的学友，而且毛泽东还跟他说过，你“谭政”和我“毛泽东”名字笔画都是二十八画，廿八两字正好组成共产主义的“共”字，意味着我们都姓“共”。在延安时期，谭政在《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大多数是论述干部问题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这些文章发表前差不多都由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毛泽东主席修改过。毛泽东曾打趣地说过，谭政就是要“谈政”。
的确，谭政一直工作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岗位，改变的，只是职位不断上升。到1954年10月他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56年9月12日，患病的罗荣桓主动写信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并报毛泽东，要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建议由第一副主任谭政接替。12月，谭政被正式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55年授予谭政大将军衔，主要也是因其在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和发展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以政治工作成名、和政治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却在1960年被林彪以政治工作组织开展不力的名义，扳下了总政治部主任的位子。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之前，中央军委召开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作了一个长篇讲话，直接点名批评总政治部。林彪说，总政的“工作方向有些偏”，“对上面的指示和思想也贯彻得不够”。林彪所指的“上面的指示和思想”，就是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提出的所谓“四个关系”“四个第一”“学毛着背警句”等等。这个基调定下来，在其后召开的会议上，批判谭政的调子越来越高，有人指责谭政同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错误路线“和平共处”、“态度暧昧”，要谭政对政治工作方向发生的“严重偏差”“负政治责任”。批判上纲上线，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无中生有地说谭政在总政治部内“有个圈子”，直至说成谭政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经过30多天的揭发批判和讨论，林彪在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指责总政治部对上级的指示“闻风也不动，打雷也不动”，“不传达，也不布置，历次运动，总是落在后头”。谭政“这个人没有动力，缺乏精神上的动力”。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总政治部进行“整风”，对谭政进一步上纲为：“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整出一个“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林彪向毛泽东提议撤掉谭政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经批准，谭政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乔希章调去做谭政的秘书，就是在他被降职处理以后。其实此前在谭政受批判的时候，在主任办公室做公共秘书的乔希章就和另外一位秘书同志一块儿帮助他写过检讨。后来谭政原来的秘书被诬为“谭政宗派”的成员，逐出军队，才新调去两位秘书做他的专职秘书。不管怎样写违心的“检讨”，对于“反党”、“反毛主席”这两顶帽子谭政一直拒绝承认。有好心人劝他去找毛主席说说，也有人说，你也是从四野出来的，去找林彪谈一谈。谭政都没有去。他满腔的不解和苦闷只展露给了罗荣桓，罗荣桓也只能安慰他，别泄气，别觉得抬不起头来，让他可以下去跑跑，做些调查研究。乔希章他们就跟着谭政去做调查研究，差不多跑了4年。总后的工厂遍布全国，他们就东南西北都去跑。这些调查研究都认真地做了记录，写成调查报告，罗荣桓还把调查报告拿给罗瑞卿看，并美言：谭政深入基层锻炼得不错，调查研究拿出了好多的材料。然而，打击依然没停，1964年谭政调研后写的关于民兵工作的报告又受到林彪的严厉指责，说他的观点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
乔希章问过谭政，究竟是犯了何罪，让这些共和国的将帅遭受如此残酷的处罚？谭政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三个字：不知道。
1965年11月，中组部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谭政到福建担任副省长（排序第五，分管文教），并要他全家在年底之前搬离北京。和谭政一起被“扫地出门”的，还有彭德怀和黄克诚，彭德怀去西南三线，黄克诚去山西。
秘书们没有跟着谭政去福建，因为实在舍不得脱下身上的军装。但是干系仍然不可能切割开。“文革”开始以后，总政的干部，一部分是有所谓“错误”的，就留下来审查，像乔希章他们这些背黑锅的秘书----犯错误的主任的秘书，基本上是受控制的，专案组随时要调查什么问题，你就都得去回答。乔希章被降了三级后，下放到济南军区的生产建设兵团锻炼。
而在“文革”风暴中，被扣上“反党、反毛主席”帽子的谭政更是在劫难逃。在福建，谭政暂住在福州军区第二招待所。“文革”开始后，邱会作借机由，从福州军区卫生学校弄了一队红卫兵，半夜翻墙，从窗户进到谭政住所，把他捆绑押解到北京。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彭德怀在成都永兴巷7号院住地，被北航“红旗”红卫兵采用同一手段，翻墙入室，“揪”到北京。彭德怀、黄克诚和谭政被关在北京公主坟附近的什房员院特监（特设监狱的简称），受到最残忍的揪斗和非人的折磨。彭德怀、黄克诚、谭政，依照所囚室的顺序，被称为一号、二号、三号。乔希章后来看到“看守”的札记，三号给他最深的印象是沉默无语几成怪癖，“他一天到晚不说话，也很少在室内走动，往往是站在一个地方，许久许久地站着。有时瞪着两眼，眼皮许久许久也不眨一下，似乎被什么事牵走了魂。”
在多年之后，乔希章问过劫后余生的谭政，究竟是犯了何罪，让这些共和国的将帅遭受如此残酷的处罚？得到谭政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三个字：不知道。
谭政被关在牢狱之中9年，专案组在不停地给他网罗罪名，不断地调查。时不时就会找到乔希章这些工作人员“取证”。比如，被打成“谭政宗派集团”的还有一位欧阳文，在西安的时候，欧阳文曾经上门看望过谭政。专案组就要追出这次见面交谈了什么，欧阳文说就是普通的看望，什么也没谈。专案组不信，就来找秘书“作证”。乔希章说：我没在场，去干别的什么什么事了，他们谈没谈话我不知道。“你什么也不能讲，说了就得写，可是你根本写不清楚。他们就是要给他加罪名，你说的话都可能被上纲上线，曲解演绎成他的罪名。该说的话也不能说，就尽量不说。”“军械部在湖北有一个工厂，我们做调查研究时去那里蹲过点。把那个厂的党委书记也打成反革命了，罪名是为什么对反革命那么热情。其实就是工作关系，所谓热情不过是给谭政招待得好一点----单独住一个房子，还派了警卫。谭政跟这个党委书记都谈了什么，也来要我作证。这样的事多了。”毛主席向人问道：“那个谭政哪里去了？”
1975年初，毛主席向人问道：“那个谭政哪里去了？”这一问，关押在特监9年的谭政才得以重见天日。在春节的前一天，谭政出狱了，他暂时住在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里。一天下午，乔希章去看望他，在共患难的老秘书面前，他的眼泪遮掩也遮掩不住了，而他耳聋、腿也几乎不能行走，面目全非的衰老模样也令乔希章暗暗心酸不已。
又过了不久，乔希章第二次来看他，谭政提到不少老同志来看他，然后就说：乔秘书，我虽然出来了，但是就这样蹲在这个招待所里也不是个办法啊。“那时也没给他补发工资，还是60元的工资，他和儿子两个人住在那里，一条黄花鱼分成三顿饭吃。”
乔希章给他出了个主意：现在是叶帅主持军委工作，你是不是给他写封信，要求回军队？这样就有人管你了，穿衣吃饭住房子都不是问题了。谭政依然书生气十足，他问我：行吗？我说，现在只能走这条路了，不然没人知道你在这儿。我们工作就在一个院子里，你写封信，我想办法给你送进去，就完成任务了。
第二天他儿子就把他写的要求回军队工作的信送来了，信写得不长。原来总政的一个打字员在叶帅办公室当保密员，我就去找他，说：小金，求你办个事。他知道原委后答应得非常痛快：行，我一定给你送到就是了。
此时，正是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帅很快把谭政的信批给了他。邓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笔：主席，谭政无大错，建议安排军委当顾问。当天，这封信就送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在谭政的信上用粗铅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圈，表示同意。这样，谭政又重新穿上了军装。
“他住在招待所里那会儿，是真不知道怎么办。他的书生气是有名的。过去我们这些秘书调动工作，他向来不说话，他说你是组织上派来的，组织上也会给你安排的。跟他十多年的秘书他也都没帮着说过一句话。”
要了谭政命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署名波折
说谭政有书生气，其实乔希章也有书生气，他后来写的书稿和回忆文章，有时候出版社或者编辑部来找他商量：这一段写得稍微含糊一些行不行？我说：“不行。历史就是这样，而且我写出来了就等于我作证一样，必须公正，必须实话实说。”这里讲的，就是要了谭政命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署名波折。
1944年4月，谭政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曾使他在军队政治工作中享有盛名，当时谭政是军委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年仅38岁。当时中央专门做了一个决定，号召全军来学习，《解放日报》也全文发表了。文章还印成小册子，全军发到连一级。这篇和《古田会议决议》被誉为政治思想工作的两篇经典文件，“谭政提出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是我军政治工作成熟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里程碑。我们在部队里学习就是这样讲的。因为他提出了生命线的问题，提出了怎么样调动积极性的问题，总结了我军这么多年政治工作一个成熟发展的阶段。”几十年后，批谭政的时候，有人说他把毛主席改过的文章署自己的名字发表，是剽窃行为。谭政争论：可以调查，可以查档案。《报告》是我执笔起草的，中间修改过六次以上，毛泽东只改过一两次，最后一次只改过几句话。做报告前，稿子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由我上台念稿子、用谭政的名字公开发表，也是中央决定的。我声明：我不是贼！
哪里想到，在谭政劫后余生，中央下达正式文件“给予彻底平反”之后，这个报告的署名问题又一次出现。一天，有位军委负责人来到谭政的住处，大声地对他说：“你在延安做的那个政治工作报告，不应该算是你的吧？应该是毛主席的吧？”谭政闻言很生气，但是一声没吭，没表态。
谁知，这就算是打过招呼了。几天后谭政这个中央军委顾问拿到全套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文件，其中之一就是那篇《报告》，但是谭政的署名被去掉，报告的名字被改成了《1944年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政治工作报告》。这一下，谭政气炸了肺：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剽窃别人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的文件名称，个人有什么权利改动？！他容不得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对他诬陷、蔑视，他要争一个清白。
然而，他却气病了，而且一病不起，得了脑溢血，病情还不断加重，丧失了语言能力。几个总政的老同志感到这个事情不公平，是谁写的就是谁写的，就给军委联名写了个报告，要求恢复谭政同志这篇文章的署名。直到1983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令恢复原作者谭政的署名，并再次印发全军。
乔希章了解谭政的病根，去病房看望他的时候，给他带去了一本书----中共中央党校编印的一套《中共中央党史参考资料》，其中一本收录了谭政的那篇报告。乔希章把那一页夹上纸条，“我想让他高兴高兴，把这本书带去医院，翻开给他看，又指着署名处给他看谭政两个字，说你的这篇军队政治工作历史文件，被收录进中共党史中了。又翻到文章后面标注的（选自延安《解放日报》）指给他看，说这是你这篇署名文章最初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报纸上。”那时谭政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乔希章知道，对谭老来说，这是很大的安慰。“谭老去世后，我听陪床的战士跟我说，这本书谭老一直放在他的枕头底下，一直到停止呼吸的最后一刻。”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