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至今，会议公报作为中央全会的纲领性文件，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而舆论热点无一不是围绕中国政府强势推进的依法治国政策展开。有观点表示，一些媒体不是按照传统方式从公报中摘取出“亮点”，就是用西方思维来评估中国司法改革，皆未看透四中会议的本质。事实上，中国政府所提出法治方案，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尤其是“良法善治”理念的提出，也依稀可见习近平执政下的中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观的雏形。
的确，依法治国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就看到了法律的重要性，提出依法治国，致力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但因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必须确立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地位，显然这对实施了两千多年人治的中国来说是并非易事。因此，近年来，中国政府虽不乏有法律条文的制定、法制机构的设置和法律制度的执行，法律还是未免沦落成了权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御用工具，在治理层次上甚至出现了诸多蔑视法律，以权代法、践踏法律等现象。
从现代法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和中国法依法治国的经验教训来看，依法治国的失败，不仅是法治的失败，而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失败，对执政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会产生致命的威胁。今日，四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依法治国观”作指引。但长期僵化的官僚体系和宣传系统难免会重复口号式的“依法治国”，导致司法改革的再次失败。因此，能否从四中公报中，正确解读出“依法治国观”，也是对各级官员的直接考验。
人民代表离开人民大会堂
仔细阅读四中公报，不难发现新一代依法治国的精髓之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有资料可知，所谓良法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著作。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涵义，一方面是对法律的普遍服从；另一方面即人们所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必须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从治理角度来看，良法为治国之本，若没有良法所谓善治也无从谈起。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劳教制度、城管执法等乱象，很大程度都源于无良法。因此，制定“良法”以及执行“良法”才是近日依法治国的第一步。那么，如何才能实施“良法”呢？一般认为，良法至少包含三个层次。其一，法律之精神。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我们不可否认法存在的社会性。抛开学术的偏见，但从社会性的视角来看，法是人类为了维护自我生存的有序状态而做出的选择和创造，所以法的精神与其存在的价值应该是定纷止争，谋求人类幸福。但不同的社会也有不同的情况，就中国现状来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摒弃贫富身份、性别地域等社会因素，为人人平等、社会正义守护底线，应是法之精神的基本体现。
其二，立法之目的。法之所以会有善和恶之分，皆源于制定法律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往往不顾百姓利益和诉求，制定一些严刑酷法，一人犯法，家人同罪，乃至村民连坐，有些甚至九族遭殃。但这些严刑酷法并没有保障封建王朝的稳定，反而被无数的农民起义和社会动荡推翻。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以民为本，没有以民为本，政权的一切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民不固，则邦不稳。因此，法律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来自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管理国家社会事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只有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法之精神、反映人民意志。要知道，法律应从人民利益出发，服务于全社会。
其三，执法之手段。这些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呼声----法律不能沦为打压民众的工具，其错就出在执法手段上。譬如，2013年9月那次著名的“张家川少年事件”，“两高”出台的打击网络不法行为的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了网络诽谤、寻衅滋事等不法行为的适用条件，对一些法律模糊地带做了清晰界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地方执法者却依旧依靠个人意志、行政命令的管控，做出滥用法律的行为。因此，良法的实施决不可无视执法手段，如果没有正确的执法手段，法律就会被当权者工具盒，沦为统治民众的工具。否则，再好的法律也不可能被有效实施，自然也就失去了“良法”的实质。因此，法治是一种信仰而非只是手段，这也是良法的标准和效果、意义。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可以说，所有良法因素落脚点最终都应归于“治”上，良法是现代化治国的必要条件，也是“善治”的基础。但在依法治国的框架，善治本身也是一种治理方式。甚至在执法手段上，善治还会反作用于法律，避免法律偏离了法治之目的，失去人性的曙光，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江泽民、习近平头像
善治是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而提出的新概念。在西方政治的话语体系里，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概括地说，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但结合习近平在2013年11月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善治”还有一层中国传统的“善政”色彩。中国古代先哲老子在其著作《道德经》的第八章“正善治”，提出了“善治”系统性的社会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的治理者，必须重视民生；要在民众中形成淳朴的社会风气；不可与民争利，在利益面前要将自己摆在最后；管理民众时，管理者一定要起好表率作用；要“居其实不居其华”，还要注重自身的修养。可以说，“善治”不但是现代化，且与中国传统的仁政、德政也是相通的，这恐怕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观”的特别之处。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西方的“善治”还是中国的“善政”，在现代化依法治国的框架里都隐含着“公民社会”的角色。四中公报直接指出，要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得中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生机勃勃且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等战略目标。可以看出，所谓的“善治”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管理最优化的状态。而实现这个状态，不再是政府做主导，而是由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因此，善治离不开政府，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是善政，而不会是善治。
早有学者认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志，而现代法治的核心即在于“良法善治”。 “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现代法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神和精髓。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现代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良法的基本价值，才提供善治的可能。这与早前针对三中全会《决定》，做出归纳总结的“第五个现代化”治理理念不谋而合。
综上不难看出，四中提“良法善治”的意义，并非简单的“有法可依，依法治国”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提出法的性质，即有什么法，依什么法（即良法）。正如开篇所提到的那样，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法可依，依法治国”，但都是帝王法，只为统治而设。在实施过程中，也是对上宽、对民严，偏离了公平的法律精神。很明显，这不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法治，正如四中公报所言：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如果，人民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人民又怎么可能去维护法律的权威呢？反之，只有真正保护人民的法律，人民才会从内心拥护信仰，这样的法律才能称之为良法。同时，让人民内心拥护、真诚信仰的法律，人民也才会自觉遵从以法自律，这样的治理才体现善治，是人民可以认真服从的。
其次，“良法善治”的理念也是对西方法律体系的查缺补漏。众所周知，西方的现代法律体系只强调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不考虑人情世故，只根据对错而执行，简单、僵化地严防民众的违背。由于私人化的社会矛盾，完全依靠单一化的法律体系，只能不断加重法律程序来改善弊端，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在执法前后缺少一定的调节和缓和机制，一切都靠法律程序解决，繁琐还容易被辩护律师钻空子，这其中就会让但罪犯逍遥法外。同时，也让无力或无钱打官司的人，在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中退下阵来。这种让人无法上真正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恩泽，即没有达到“善治”，自然也就不是“良法”。而中国的善治的理念中，某种程度上结合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力量，让每个公民都能在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回归到“依法治国”的框架中，由此才是真正的良法善治。
可以说，“良法善治”是对法治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体现了法治为民，为民法治，试图改变以往的法与民对立，统治者以法治民的思路和模式。就目前的中国而言，虽然，从依法而治走到良法善治还有段距离，但相信只要地方官员以及执法者秉承“法为良法，治为善治”的依法治国观，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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