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徐景贤作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重要成员一度风光无限，然而随着“四人帮”倒台，文革破产，徐景贤的命运发生巨变：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提前3年于1992年6月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公民政治权利。在这动荡的十年当中，徐景贤经历过怎样鲜为人知的的变故，出狱后的他如何面对新的生活。徐景贤生前老友、王洪文秘书萧木，于徐景贤逝世之际撰文《你走了，轻盈宛若白云》，追忆徐景贤曲折的后半生。全文如下。
2007年4月，徐景贤在上海奉贤滨海古园最后一次祭扫父母墓地时的留影
（一）
门外还有人三三两两走来，仅约二十来平米的告别厅里已插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哀乐幽幽地、缓缓地荡漾着。我随着人紧贴着人的、沉重而无声的队伍，半步半步地向前移着，走向笼罩在玻璃器具里的你，我的“同年大哥”。
你向这个生活了74年的世界挥一挥手，走了，没有热闹喧嚣的媒体报道，没有花团锦簇的灵堂装饰。你走了，犹如一片乘风归去的白云。你一生俭朴，从未想到过要为子女留点什么遗产，甚至也没有留下一句话，连遗体也捐献给了社会。记得那次当我对你捐献遗体的决定提出疑问时，你微微一笑朗朗说道：萧木啊，如果有一天我比你先走了，那么你最后一次看到的我就不属于我了，那是属于国家的、医学单位用于科研的一个标本。你细细想想，那不是很有哲学意味吗？
可是老徐啊，此刻，当我凝视这个你所说的“标本”时，却还是抑制不住泪水的涌流。我知道，那是你自愿作出的选择。遗体捐献申请表上有几个栏目须由捐献者在“是”或“否”下打个勾。“要保留部分遗体吗？”你勾了“否”。“要保留骨灰吗？”你勾了“否”。“遗体捐献要保密吗？”你还是勾了“否”。最后一栏：“要保留遗发留作纪念吗？”你犹豫了一下，终于勾了“是”。
我一过五十就“尘满面，鬓如霜”；看到你满头乌发，自然不胜羡慕。你解释说，这大概是遗传因子的作用吧？我父亲要到七十过后，鬓角才初见微霜。其实头发的黑白并不代表年龄。
我懂了。你在打最后那个勾时，一定想到了你一直深深怀念着的父亲、老教育家徐宗骏先生；想到了你还有一双女儿和两个小外孙，你要让他们能永远看到，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倘若不仔细看还称得上满头黑发的父亲和外公。
不过老徐，你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一个印象，远比现在要年轻得多，头发也要黑亮得多。那时你理着当时流行的“一边倒”的发型，头发从前额覆盖下来，差点盖到眉尖，黑亮、黑亮。（二）
我与老友徐景贤的第一次见面，时间该是在1961年春夏。
那时老徐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我则供职于市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为向他约一篇评论稿，我去市委办公机构所在地延安西路33号找他。门房一个电话，他从海格大楼电梯口走出来，硕长的身躯，白皙、清秀的面容，还有那额前显眼的黑发。他远远就伸出手，笑盈盈地向我迎来：“你就是萧木同志吧？让你久等啦！”……
我说明来意，他一口答应。接着在电梯口的小房间里，连白开水也没有一杯，就我们共同爱好的文学问题，进行了如沐春风般的长时间畅谈。他那儒雅的气质，敏锐的观察力，温和斯文的谈吐，给了我极好的印象。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午他就把评论稿写好了，而且是自己送到党刊所在地的康平路141号来的。他骑着自行车回头一挥手远去的背影，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当时我们都只有二十几岁。老徐是我那时结识的上海年轻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书卷气，同时又是最懂得政治，最富有革命激情的一个；只是他的激情是内在的，不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那一种，只有相处久了才会感受到。他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代就接触革命、后来又参加了革命，这使他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氛围中，可以游刃有余、从容自如。而我则生性拘谨，幼稚而又不善交游，因而非常钦佩老徐的成熟，尤其羡慕他的轻盈和从容。尽管后来知道他其实与我同年，但我一直把他视为“同年大哥”：也许在行事、为人都力求温文尔雅，不张扬、不夸饰这一点上与我有同好，他也与我特别投缘，总是像兄长那样关怀着我，且数十年如一日。
大约1962年夏秋，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探索》的小说，起初颇得好评，后来听说在作协一个学习班上《探索》受到了集中批判，认为作者是在给大跃进抹黑，还说要公开发表批判会纪要。那时我实在是想歌颂大跃进的，并视之为一次伟大的“探索”，只是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想不到竟被认为“抹黑”，一时既感到委屈，又十分紧张，以至连作协通知我开会也不敢再去。过了一两个月，同是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评《探索》的长文，虽也指出了一些缺点，但它从总体上、特别是从政治上对《探索》作了热情的赞扬和肯定，使我激动不已。这篇评论的作者就是徐景贤。
当中苏有关国际共运的论战在内部逐级传达以后，为了急于跟上形势，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而且往往是生吞活剥地恶补此前很难引起兴趣的马列理论。而老徐则听说已参加了由石西民领导的设于华山路上丁香花园内的写作班，“躲进小楼成一统”，写他的“反修”文章。这段时间我们联系甚少，但《内刊》（《内部未定稿》简称，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文章我每篇必读，特别是署名“丁学雷”的，因为我知道那作者大多为老徐，或是经过他手的。此后便是《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和文革的兴起，老徐先是成了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继而又做了曹荻秋市长写有关文革检讨的捉刀者。再后来，写作班以老徐为代表在1966年12月18日文化广场大会上喊出了“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的口号。秀才们也造起了反，成立了一个组织。“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号称司令部，羞羞答答地叫做“市委机关联络站”。在这期间，我鼓起最大的勇气和热情主动接受文革洗礼，决心投入其中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后来由于编辑部主任、副主任相继被打倒，我这个编委成了“候补当权派”。而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做了当权派总是动辄得咎，难以应对，致使我一度不由自主地成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当一天晚上在余庆路机关食堂批斗当权派有可能动武时，我害怕了，改造自己的决心动摇了，伺机逃了出来。实在也没有想好要逃到哪里去，在街头仿徨了大半夜，稀里糊涂地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大的集中地静安公园。这里通宵灯火通明，进出人群如潮，气氛异常热烈。正是从这时起，我萌发了要写一部正面反映这场当时称之为“史无前例”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决心。闷头蜷缩在墙角枯叶堆里默默构思小说的大纲，令我如痴似醉，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大概也只这么熬了三两天吧，觉得这总不是长久之计，天又要下雪的样子，恰好在公园门口碰到了一个与我私交甚好的党刊造反派头头，就请他代我去找一下老徐，说我想到他那里去“避难”。得到回音后，当天夜里，我敲开了机关联络站所在地武康路2号那扇宽大老旧的绿漆大门，来到人来人往、又像正在争论着什么的大厅，见到了从人群中猛然回头、抽身、向我快速走来的老徐。就像多少年后他自已在《十年一梦》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只是这回他是对我一个人说的：萧木啊，你怎么到现在才造反，我一直在等你呢！不过革命不分先后，能够起来造反就好！
在这一瞬间我对面前的老徐既感到新奇，又有些陌生，赶紧小声说我是当了“候补当权派”来“避难”的。他这才反应过来，噢了一声，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拿来了热水瓶、搪瓷杯和十几个报夹，说你就放心地把自己“关”在这里吧，保证安全，管吃、管住，要看书也有的是！──这时的老徐又恢复了我印象中的“同年大哥”的模样。
当漫天飞舞的大雪将要送走1966年的时候，上海开始大乱。老徐风风火火、进进出出，日夜奔忙，我却一个人躲在小房间里悠闲地读书看报（几年后有人告诉我党刊某一派的人曾上门去捉过我，被老徐挡掉了，但当时我一无所知）。我既为自己落后于形势而深感到惭愧和焦虑，也为老徐能引领革命新潮流而感到钦佩和欣喜。但有时对这位原先温文尔雅的老友如此快速地成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多少又有点不敢相信。
我的怀疑很快得到了证实。
原来老徐是在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的几次电话授意下才起来造反的，他也因此而一再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讥之为“奉命造反”。而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那篇后来在上海以至全国产生了不小影响的《造反声明》，则是写作班几个秀才嫌他初稿“造反精神不足”，轮番“炮轰”、多次修改的结果。
我无意为已经作古的老徐开脱，只想说出一段真实历史。要知道在当时“造反精神不足”是一种耻辱，周围秀才们对他的“炮轰”，则都是出于好心，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帮助战友”。（三）
被称之为“一月革命”的风暴轰轰烈烈掀起，联络站搬到了淮海路段620号党校大楼，一时俨然成了各路造反派的会聚中心。我向老徐提出随便分配我做点杂事，他知道我有写反映文革长篇的打算，就说你别的什么都不用干，就管管收集传单和各种小报吧，可能对你将来写小说有点用处。我喜出望外，索性把铺盖也搬了来，白天利用各种机会去收集，晚上整理、登录，不到两个月，就装满了三大柜子传单、小报。市革会、新市委相继成立，老徐又推荐我先后参加了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是我终生心仪的事，何况还有那么多书可以读，工作虽是常常没日没夜，内心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快乐。此后的老徐，尽管依然可以看到他在许多群众集会上发表激情飞扬的演说，看到他振臂一呼台下万众齐应的场面，但在我印象中却似乎并不快乐。
从1968年下半年起，我的办公室兼寝室都在康办大院西侧那幢楼房的三楼。大院住宅区草坪周围，停着几辆老字辈马天水、小字辈徐景贤等三、五个市委、市革会头头专用的黑色轿车。我从窗口可以清楚看到他们钻进车门出去，钻出车门回来。我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在忙些什么。有时也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有关“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先后与老徐权力角逐的传闻，由于一向对此不感兴趣，也从不去问个究竟。只是注意到一点：老徐越来越不像我心目中的那个轻盈从容的老徐了，以至他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突然发胖，偏又常常裹着一件鼓鼓囊囊的那种供值夜班用的蓝布棉大衣，越发显得臃肿、拖沓，背也微微隆起。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受到的压力。一次他偶尔来我们办公室，我问他身体、工作怎么样，他回答了八个字：“如临深渊，似履薄冰”。这使我忽而想起了他送给我的那本他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其中有一篇文章《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文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景--船民被封冻于湖心，可湖冰不能承受一个人直立行走的重量，岸上人为了给船民送食物，只好横挟一根竹竿，匍匐着一寸一尺向前爬行。其如履如临之状，与老徐此时的心境何其相似。我不由得升起了几丝悲哀。
看着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奢望，希望我的这位老友还能回到书生本色上来，回到文学岗位上来。我断断续续试写了一个反映文革的中篇《初春的早晨》，请他提提意见，趁这机会向他提了两个建议。一是能否由他向上面打个报告，上海办一个文学杂志。当时全国各地文学刊物都还没有恢复，我的建议可能属于“冒险”，他只回答了一句“这要好好想想”就不再说什么。第二个建议是向他本人提的，我说有些政务你能否脱开一点，抽出时间写点文章。在一旁的嫂子蕴芳大姐竭力赞成，插话说就是嘛，老不写、老不写，笔头子会生锈的！这时老徐感叹一声说：胡适说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我也是，恐怕想要回去也回不去喽！
这声感叹里自然也含有几分得意，但更多的却是无奈和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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