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办再有“新兵”入职，51岁的韩俊已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官网刊出其解读土地流转政策的文章，署名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韩俊的到来，将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增至4位。此前，由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兼任主任的中财办已有易纲、杨伟民、陈锡文三位副主任。此时中财办的“掌门人”，“老兵”刘鹤正在中国各地调研，“备战”即将在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韩俊“入阁”
在官方简历的描述中，生于山东省高青县的韩俊，今年51岁，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1989年5月，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后，韩俊进入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同年底，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撤销，韩俊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1年3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担任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2008年10月进入中心党组，2年后升任中心副主任主管中心农业部。
2001年，由中国社科院转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领域仍然集中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陆媒的报道中，将其形容为“完成从学者向官员的转变，从学术研究向政策研究的转变”。在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第一年，韩俊曾和同事就三个县的税费改革情况调研，后形成10万字的《县乡财政和农民负担》报告，分19个专题详细整理出了调研中发现的尖锐问题。这份报告受到高层的高度重视，后续完成《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课题，为政府制定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正如他的上级刘鹤一样，韩俊从2004年起也长期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他曾公开对媒体表示，他在国务院领导召开的座谈会上直言：解决“三农”问题应该“咬牙、跺脚、出实招”。农村的改革、农业的发展都需要财政支持，说穿了，就是必须掏钱。作为中财办的“新兵”，韩俊对于农业领域的专业是其“入阁”的关键因素。在中财办的四位副主任中，两人“聚焦三农”。除了韩俊之外，还有一直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
“他对我非常重要”
对于中财办，韩俊远非一个“明星人物”。这个主导中国经济的重要机构真正的核心人物是一名“老将”----刘鹤。这名有着“财经文胆”之称的“智囊”人物，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声名鹊起。当时的报道称，在2013年5月，习近平曾向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Tom Donilon)介绍身边的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该报道认为，刘鹤的工作是“勾勒中国的经济前景，而这一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在那之后到三中全会召开的节点时间内，刘鹤以“经济智囊”的身份，成为中国媒体的“宠儿”。经过越来越多的报道，媒体惊讶的发现，这个已经六十岁的经济学家，如同金庸小说的“扫地僧”一般，默默无闻后面是身手绝伦。在资历上，刘鹤并不弱于被外界称为“帝师”的王沪宁，他不仅对中央经济规划和大陆经济实际情况了如指掌，从“第八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二个五年计划”都曾亲身参与，更是曾辅助过江、胡，为二人起草过经济讲稿。尤其是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面的研究，刘鹤钻研颇深，此领域恰是习近平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构想。
除了工作上的身份之外，习近平与刘鹤还具有校友情谊。刘鹤早年毕业于高干子弟云集的101中学。彼时，习近平也在这所中学就读。早在60年代，刘鹤和习近平两人在北京101中学上学时就已经相识。事实证明，刘鹤对于习近平真的很重要，从那之后，无论是国内调研还是外访，只要行程中涉及经济问题，习近平的身后，刘鹤必定跟随。
谋局“新常态”
“中财办”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为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准备，为届时总书记的讲话组织起草工作，视作该办公室最重要的任务。刘鹤与韩俊所服务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今天，是推动“习近平新常态”的最核心机构，小组组长，也是习近平。今年6月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34年后，新华社首次对小组会议进行实时新闻报道，并首次公开详细披露中共十八大后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构成。其中习近平担任组长，副组长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以组员身份出席第六次会议。2个月后，8月18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也以小组成员身份出席。这个看似常规的高层人事布局，在消息出来之初，一度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在十八大后“小组治国”的政治环境下，在陆续担任国安委、深改组等核心权力小组组长后，习近平主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消息曾一度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外界一直有着“书记管全局，总理管经济”的惯性思维，此举也被视作习加强集权的“证据”。不过随后的事实证明这又是一场“乌龙”，于1980年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1992年十四大重组后，就由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担任组长。此后该小组组长皆由“一把手”担任。
尽管事后证明“乌龙”，不过习近平集权之论并非空穴来风，当他所信任的中财办“老将新兵”开始在经济领域活跃之时，“习近平新常态”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流声音”。今年5月，“新常态”第一次出现在习近平河南考察时的表述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随后的7月29日，习近平在和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不过“新常态”究竟是什么？含糊的表达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引起关注，毕竟中共官员的“欲说还休，话中有话”也算“常态”。反而是作为喉舌的《人民日报》在接下来的连续3天发文阐释算得上“拨开云雾见月明”，一句“还能不能继续保持那样的高速度？应该说，是做不到、受不了、没必要”，“我们国家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不再那么‘执着’，但对发展质量却十分看重”，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三中过后，改革虽言“全面深化”，但经济改革将是遇到问题最多、触动利益集团最直接最根本的领域。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统抓经济工作不仅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保证执行效果，同时也有利于冲破各种既有利益格局的禁锢和局限。从中国的制度设计上来考量，总书记主管经济正是“党抓中心工作”也即“党管经济”的具体要求和体现，这个思路显然也符合习近平两年多以来的执政思路。
中财办“新兵老将”出马，短期观察是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热，长远则是谋局习近平“新常态”。当西方人仍然躺在亚当•斯密，凯恩斯的温床上酣睡时，古老的东方帝国，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发展路径，“习近平新常态”能否给出一个答案，刘鹤和他的中财办在构建“新常态”上又将有何作为，从今日至十九大，将是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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