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一日，即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星期六，北平，晴。中国改朝换代。如说中国改国换代，似不妥；说中国建国换代，亦不通。按华夏朝朝相继系列，当以改朝换代称之。
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
那天下午停课，去天安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站脚助威。六十年前天安门大典时在场，而又能存活到今日者，当是不多了。我算是一个。我当时的个人成分是，北平男四中高一甲班学生。年龄：十三岁。政治面目：民国三十七年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地下），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转为新青团员（地上）。课外爱好：组装收音机。
“站脚助威”京文化
按老北平（京）人，特别是人力车驾驶员的说法，如果一个围观者只管看热闹，鼓掌和叫好，不出钱赞助，那就是“站脚助威”的。近七百年来，元，明，大顺，清，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朝大小事，许多发生在北京。站脚助威成了一种传统京文化。地道的北京人常对后来者显摆：“我们北京人什么没见过！”。不论谁来撂地拉场子，百姓闹街，皇上出殡，菜市口（后为天桥）行刑，都会有人捧场，如看戏。按比例，北京居民中，大小太监听差杂役较多。直到一九五五年，北大未名湖北岸的女生宿舍仍由大清朝留下来的太监打扫。这也增加了站脚助威文化的活载体。
后来学到俄国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缘起，其中一派的历史发展观是，每次重大历史转折，实质是由极少极少“真理在手”的“天才领袖”（或者发明真理的先知）一手制造的。列宁说，只要有几十个志同道合的职业革命家，“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过来！”在这种历史事件面前，一般群众不过是盲目，盲从，盲动的看客。这种历史观，同北京拉人力车者的“站脚助威”论，颇相通。
“站脚助威”文化之所以在北京发达，另一个原因是看客有安全感。北京经历过数不清的战乱侵扰。但在北京内城之中，兵燹滥杀记录却不多。各路大小军阀的混战，较少殃及普通居民。打架斗殴也有规矩：不伤观战的。日寇占领北京时，一当街上出现围观，就会有汪伪警察来驱散人群，驱散而已。四中位于西什库后库。向南走，出后库，到西什库大街，就有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北堂）。在义和拳年代，北京最惨烈的战场有两个，一是东交民巷，一是西什库教堂。听当地口传历史者言，洋教堂前的小广场，是个杀人地。拳民砍教民头，每每吸引不少围观者。一九四〇年代距拳乱不到五十年，有些口传历史者就是当年的围观者。可见，拳民也不伤及不在教的看客。只要谨守群盲立场，祖传的北京人就会告诉你：“没事儿，北京是福地”。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四日，解放人民的军队的坦克车开进人民的北京，在二，三楼上的人民（想来不都是反革命），都有被打死的，算是破了北京的百年“福地”风水。
“献剑”前后
我第一次被拉去当群盲看客，是在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冬。那年我还在北平师范学校附小（地址在西四北报子胡同）念六年级。还没有开始记日记，忘了确切日子。只记得是个星期天，几个在学校的同学突然被老师叫住：“快跟我走！”。我们从报子胡同一路疾行，赶到西华门，转入午门，再进太和门。一眼看见站在太和殿前丹陛上，披着黑大氅的蒋中正委员长，立即加入叫好的行列：
“蒋委员长万岁！”。
在“蒋介石日志”中果然有记载：“蒋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在太和殿向北平一万八千名大中学生训话，并接受学生的‘献剑’，尽显‘抗战领袖’荣光。”没有提到我们小学生。但我们的确在场，还挤到了前排，距“抗战领袖”大约二十公尺，再往前，就是贴身保镖了。记不住委员长训话的内容了，可能根本没听懂。
为抗战领袖“献剑”后，我赶去另一个抗战胜利的标志地----卖收音机零件市场。当时的电阻电容真空电子管零件市场在西单一带，是一排排地摊。一眼看去灰灰黄黄，一派垃圾的颜色。收音机零件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日伪军投降后，被缴械的军用通讯物资，其二是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军留下的剩余物资，也是军用品。二者都被国民政府接收当局就地抛售给小贩。价格极便宜，碳电阻论斤卖。仔细挑选，会找到质量一流的东西。RCA的6V6等真空管在当时的名气，就如今日INTEL的各种微处理器。在这里，不流行鼓掌和叫好，要识货，还得会讨价还价：“电阻多少钱一两？这个数……行吧”。这里“……”表示手势。当时习惯，买者开价，不用嘴说，而用隐蔽的手势，以免被其它卖者知道。后来知道，在美国同代的物理学人中，也有是玩二战剩余物资，装收音机出身的。电子地摊，可算是我们那一代北京群盲的第一个与世界接了轨的地方。
大典实况
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一日，虽也是站脚助威，可不是赶热闹，更不可能挤到前排，那是个政治任务。学校队伍必须坚守在指定位置，要有敌情观念。传言蒋帮特务要炸大典，按现在的说法，即有恐怖活动预警。北京有各路特务和谍报人员，传言应不为虚。玩收音机的人都知道，绝不要装发射机，那怕是功率极小的，在业余波段工作的，也会惹麻烦。电子地摊上买不到发报机用的发射管，贩者不敢公开出货，暗中（黑市）有交易。
六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大约只有现在广场的三分之一。十万人就挤满了。开国大典没有事先公布议程和时间表，也许也是安全考虑。直到下午三点过了，大会才开始。讲话者不多，历时不到一小时，随后是朱德总司令阅兵，步兵，炮兵，骑骡子的骑兵，等等。正式内容已有很多文献记录影片可看，不必多写。大典的高潮，无疑是首届政府主席毛泽东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稍停，鼓掌声随之四起。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文献记录影片中，有天安门城楼上首脑和贵宾鼓掌的镜头，有站在城楼下十数排的观众的欢呼镜头，也有三五群众雀跃的特写镜头，但没有整个广场上所有站脚助威者一致同步的山呼万岁镜头。原因简单，当时天安门广场没有高音喇叭，只在一些路灯电线杆子上挂了一些家用收音机的1瓦的扬声器。那种东西也可以在地摊上买到。声场很小。广场上的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城楼上在说什么，不可能同步山呼。四中队伍在长安街路南，中轴线以西，就听不清了。后来改建天安门广场，项目之一就是在每个路灯杆上，挂两个大音箱，内有十瓦以上的喇叭。
大典之后，散场很慢，当年天安门周围的街道都不宽，东西三座门更限制队伍流量。我们等了约两个小时，直到天黑下来了才得以疏散出来。毛泽东的兴致看来很高，大典之后，他并没有退场，一直留在天安门上，等群众队伍一一从城楼下走过，这是他第一次在天安门上检阅群众。当四中的队伍于晚7时后走过天安门城楼下时，毛泽东喊：
“四中万岁！”
整个大典中，这是我听得最清楚的一句，因距扬声器很近。后来知道，就在一九四五年蒋委员长太和殿训话之前两个月，毛泽东也同我们一样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一走出天安门广场，我和我的同学就从中华民国公民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民国三十八年也改称公元一九四九年了。没有新年号，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不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年。传言“元”字似吉非吉，卦曰：“元亨利贞，八月有凶”。李自成的大顺朝就亡于永昌元年。有卜者言，信不信由你，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后的第八个月，果然有凶（朝鲜战争爆发）。
另外，孙中山先生的巨型标准像放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背南面北，直视天安门城楼。记得同学间有过一番讨论。现在该怎么称呼孙中山先生，国父？先国父？太国父？后来，正式称呼是先行者。先农坛体育场雷雨之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毛，刘，周，朱等新朝元勋。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在先农坛体育场。现在回想起来，从政治意义上说，六月三十日比十月一日还重要。天安门大典是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而先农坛庆典则是公布新朝基本政纲----人民民主专政。
先农坛大会的主题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参加者只限于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它是北京市的共产党从地下秘密状态（一九四九年3月之前）转到地上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公开活动。先农坛体育场大体被占满了。可以估计，在一九四八－四九年时，北平的地下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已约有上万人。而当时北京市的人口不到两百万。所以，共产党及外围组织成员已约为北京成人人口百分之一（成人年龄下限按十二岁算，即当时可判死刑的年龄）。
一九八〇年代末，我的一个初中同学B某要退休。他和我都曾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成员。按照当局的人事规定，凡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前参加中共外围组织者，得以“老干部”资格离休。有关方面来调查，问我B某是否参加过“民联”。我作证肯定，理由是：先农坛大会时，B某在场，就站在我前面。这样，B获“老干部离休”资格。可见，先农坛大会参加者应都具有“老干部离休”的资格，如果有资格退休的话。
六月三十日大会是晚上开的。四中有资格参加大会的成员，于晚8时到达先农坛。我们是走去的，没有公共交通到先农坛。进场后，我们被安排站在运动场上，靠近一个足球大门。原来说晚八时开会，到十点，会还不开。开始下雨，典型的北京夏季的雷阵雨。幸好没有冰雹。半小时后，雨稍小了一点。上下里外已湿透了。为了预寒，也为了消除困意，运动场上的人突然开始疯跳集体舞，狂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午夜过了。主席台上，灯光大亮。毛，刘，周，朱，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常委按顺序登场，像六十年以来中共所有会议的出场式一样。大会在七月一日凌晨由彭真宣布开始，正好是中共成立二十八周年。开会后，雨又大起来，主席台上也没有避雨棚，领袖们在雨伞下一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大会就匆匆结束。音响效果也不好，加之风声雨声，听不清讲了什么。
走回学校时，困极了。第一次知道，跟着队伍走，一边走路，一边还可以打盹，甚至睡着数秒。控制睡眠的中枢神经和控制走路的运动神经，各司其职，有相对独立性。到了学校，天已经要亮了。很快，报纸来了。全版登着毛泽东文“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由于前一晚的热情和兴奋，对“专政”一文，我有极深的印象。其中的一句一直记住：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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