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德国女作家和诗人，她的作品政治性很强，像《呼吸钟摆》描写了二战后在苏联战俘营的德国人的生活，这种敏感的政治题材妨碍了她在东方的传播。目前她的大多数作品已在中国大陆出版。以下文字是节选她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
赫塔·米勒（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你带上手帕了吗？”
每天早晨，在我出门上街之前，我的母亲都会站在家门口这样问我。我并没有带手帕。因为我没有带，我需要回到屋里拿一块手帕。也正因为我始终在等我的母亲这样问我，我从来没有主动带过手帕。手帕是一个证明，它证明着我的母亲在早上一直疼爱着我；而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只能靠自己。
“你带上手帕了吗？”这一问是感情的一种委婉展示。任何更直接的表示都会使人尴尬，我们这些乡下人也不习惯。母爱就掩饰在这一问里；这是说出它的唯一方式：如此的煞有介事，那种语调就像发出一道命令，或是为工作作出某项决策。语音的突兀生硬甚至强化了这种亲情。
每天早上，我都两次走过家门：第一次没带手帕，第二次则带了一块手帕。只有这样，我才走上街头，好像带上手帕就意味着母亲也在我的身边。
二十年后，我已经在城市里独自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一家制造厂里当翻译员。我早上五点就起床，六点半就上班。每天早上，喇叭都对着工厂大院疯狂播放着国歌，到午饭时则是“工人大合唱”。然而厂子里的工人们只是坐下来俯身吃饭，眼神如锡铁皮般空虚而呆滞，双手抹满了油。他们的食物都裹在报纸里，吃一口猪背肉之前就得先一步把报纸从猪皮上刮掉。两年就按这个老样子过去，日复一日。
到了第三年，这种沉闷的生活结束了。一位访客一周里连续三次早早地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一个高大凶恶、骨节粗壮的男子，蓝眼珠目光熠熠----一个来自国家安全卫队的庞然大物。第一次他站在那里，骂了我几句，然后离开。
第二次，他脱下他的风衣，把它挂在插在橱柜上的钥匙上面，坐了下来。那天早上，我从家里带了些郁金香，把它们插在花瓶里。那个男人看着我，夸我对人品性的判断是如此敏锐。他说话的腔调油滑，让我很不舒服。我反驳了他的奉承，并正告他：我只看得懂郁金香，但看不透其他的什么人。于是他恶狠狠地对我说，他对我这个人的了解比我对郁金香的了解还要多得多，然后他把他的风衣拽到他的胳膊上就走了。
第三次，他坐着，我却一直站着，因为他把他的公文包放到了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公文包移到地板上。他称我是蠢货，说我是懒骨头，是贱人，就像街边的野鸡那样堕落。他把郁金香狠劲推到靠近桌子的边缘，然后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支笔放到桌子中间。他向我吼道：写！我没有坐下来，就按照他口述的写下----我的姓名，生日，地址。接下来的，是那些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事情，即使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亲属，那些我，然后就是那个可怕的字眼：“colaborez”----我要去合作。在这个关节，我停下笔来。
我放下笔，走到窗前，视线落在那条灰头土脸的、未铺路面而满是坑洼的街道上，以及后面所有驼着背的房屋。另外，这条街叫StradaGloriei----光荣街。在光荣街上，一只猫坐在光秃秃的桑树上。它是工厂里那只少了耳朵的猫。在猫的上面，早晨的太阳正在照耀，如同一面黄黄的鼓。我说：N-amcaracterul----我没有做这种事的品性。对着外面的街道，我说出这番话。
“品性”这个词使那个秘密警察歇斯底里起来。他撕碎了那张纸，把碎片甩到地板上。接着也许是他意识到他需要向上级证明他曾经尝试过招募我，因而他又俯下身来把碎片一一拾起，胡乱扔进公文包里。之后他深叹一口气，接着好像受挫了之后泄愤似的，把花瓶连带着郁金香狠狠掷向墙壁。花瓶破碎时发出了刺耳的声响，好象空气在磨牙。他把公文包夹在腋下，静静地说：你会后悔的，我们会把你淹死在河里。我则自语似地回答：如果我签了名，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这一切的后果必须由我自己承担。所以无论你怎样做好了。而这时，办公室的门正开着，他已经走了。在外面，光荣街上的那只工厂里的猫已经从树上跳到房顶上，一根树枝弹跳着，就像蹦床一样。
第二天拉锯战就开始了。他们想开除我。每天早晨六点半我都要向主任报道，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也在他的办公室里。就像我的母亲曾经问的“你带上手帕了吗”一样，每天早上，主任在这时都会问道：你找到其他工作了吗？每天早上，我都给予同样的回答：我没去找，因为我喜欢留在厂里，我愿意留下来，直到退休。
一天早上我来工作时，我发现我那些厚厚的辞典躺在我办公室外大堂的地板上。我打开门；一个工程师正坐在我的办公桌旁边。他说：你进门前应该敲门。这是我的地方，这儿没有你的事儿。我不能回家；任何未经许可的旷工都会给他们提供解雇我的借口。我没有了办公室，所以我更是必须保证来上班；无论如何都要来。我有一个好友，当我们沿着那条可怜的光荣街回家时，我把这一切遭遇都告诉了她。起先，她将自己的桌子清出一角给我用。但有一天早上她站在她的办公室外面对我说：我不能让你进来。大家都说你是告密者。骚扰仍在持续；流言蜚语开始在我的同事间传播。真是糟糕透了。面对攻击，你可以保卫自己；但面对诽谤，你却无能为力。每天我都准备好迎接任何可能的结果，包括死亡。但我就是受不了这种背信弃义。无论做什么准备都无法承受的背信弃义。诽谤把污秽填满你的身体；你无法自卫，就在这污秽中窒息。在我的同事眼中，我恰恰是我拒绝成为的那种人，如果我真的答应去监视他们，他们反而会毫不犹豫地相信我。本质上，他们是在惩罚我，因为我饶恕了他们。
既然我必须保证来上班，但我又没有办公室，而朋友也不会让我用她的，我只好站在楼梯井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沿着楼梯爬上爬下几次，突然间我又成了母亲的孩子了，因为我带上了一块手帕。我把它放在二楼与三楼间的一级台阶上，小心翼翼地把它捋平之后坐了下来。我把我那些厚厚的辞典安置在我的膝盖上，来翻译各型液压机的说明书。我这个楼梯间的才女呵，把自己的办公室建在手帕上！到午饭时，我的朋友就到楼梯这里来找我，我们在一起吃饭，一如先前在她的办公室，或是更早在我的办公室那样。从院子里的喇叭飘出的“工人大合唱”还在歌颂着人民的幸福生活。我的好友吃着吃着就替我哭了起来。我没哭。我必须坚强地留下来。很长时间都必须这样。直到度过那几个似乎无穷无尽的星期，直到我被解雇。
在我身为楼梯间才女的日子里，我曾在辞典里查阅“楼梯”这个词：楼梯的第一踏步作为起始踏步或卷形踏步，常设计为牛鼻型外圆角。每一级水平踏步的两边都要与楼梯的脸颊相配。盘旋着的踏步间的空隙，甚至被称作楼梯之眼。我已经知道有那么多美丽的词汇与液压机的润滑系统有关：鸽尾榫，鹅颈管，橡子螺帽，眼形螺栓。此刻，我同样为楼梯各部分那诗意的名称，为行话的美而震惊。楼梯有脸颊，楼梯有眼睛----那么楼梯也是有躯体的了！无论是木材还是石块，水泥还是钢铁，当人类与它们打交道时，为什么坚持把自己的面貌强加到哪怕是世界上最难以驾驭的事物上，为什么他们用自身的躯体来命名这些无机物质，将它们人格化为身体的一部分呢？对那些技师而言，这种深藏不露的柔情必然会使他们严峻艰苦的工作令人好受一些吗？难道，每一种领域的每一种工作，都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就像我的母亲问我带没带手帕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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