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953年斯大林死后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继斯大林之后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1964年，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勃烈日涅夫乘赫鲁晓夫前往黑海度假之机发动政变，赫鲁晓夫被迫退休，从此淡出政坛，1971年逝世。赫鲁晓夫在任期间，中苏关系经历了由同志加兄弟到反目成仇的大转变，原本世界共运的双子星分道扬镳。赫鲁晓夫戏称“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吃马铃薯烧牛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中共指称其为大国沙文主义、修正主义，中苏大论战轰轰烈烈。中苏大论战的实质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论战，他们才是这场论战的主角，这场论战带有两人鲜明的个性特征。对手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也是最了解你的人，赫鲁晓夫在其所著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中苏论战以及自己所了解的毛泽东。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塔列朗曾经说过，外交家长着一根舌头是为了藏起自己的思想，这句话对政治家也适用，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我记得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但我对他始终保持着警惕，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哄骗我们。
我退休几年以后，听到一种说法，说中苏争吵是我挑起的。我用不着来驳斥这种诽谤，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谣言是胡说八道。
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们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毛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为什么不打下上海呢？”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那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好，我问你，这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的话吗？
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依靠工人阶级，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愿意为工人利益负责。斯大林曾为此正确地批评毛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依靠农民而无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却赢得了胜利，这也是事实。不过，他的胜利根本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歪曲，因为他的胜利是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赢得的。总之，毛泽东是个小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始终是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定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们召集起来，问谁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后来我们常常拿这件事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科兹洛夫斯基！因为他经常唱这首歌‘你无法数清这些宝石……’（歌剧《珍珠渔人》中的唱词）。”贝利亚喜欢煽动斯大林，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
(荏苒 编辑)
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就解决我们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我们把这个想法打电报告诉了毛泽东。中国人回电说，如果我们肯给他们贷款，他们就让我们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但后来发现，他们给我们在海南岛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像样的橡胶园，这件事就算告吹了。
后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后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后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但是有一点我尊敬尤金。为什么要把尤金派到中国去？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要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到中国去帮助编《毛选》。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养的人帮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出现错误。尤金就被选上了，去了北京。
在一段时间里，尤金和毛泽东相处得很亲密。毛泽东去拜访尤金的次数比尤金拜访毛泽东的次数还多。斯大林甚至有点担心尤金对毛泽东不够尊重，因为他让毛泽东来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泽东。总之，一切都很顺利。
后来，出乎意外，我们收到尤金一封长长的用密码拍来的电报，讲述了他从毛泽东那里听到的有关苏联、我们党以及尤金本人的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现在，再也不必担心毛泽东奉承尤金了。很明显，毛泽东根本就不尊敬尤金。我们决定把尤金调离中国。作为一个大使，尤金本来就是个很差的行政人员、很不称职的外交官，但是由于他和毛泽东维持着个人友好关系，他一直还是有用的。至于他那个按照严格意义来说的大使工作，就让它见鬼去吧，我们反正能够让驻北京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来照管这件事的。但是，当他和毛泽东在哲学见地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无论作为大使，还是作为我们和毛泽东的联系人，对我们都无好处了。所以我们召回了他。
可是现在，这位哲学家却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从我自己同毛泽东的关系来说，我总是力求公正和友好。不像斯大林，我从不试图占他的便宜。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人想占我们的便宜。例如，1954年（当时我国由于战争的缘故仍然处于饥荒挨饿和贫困不堪的境地），我们到了北京，周恩来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或许能送我们一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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