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农历丙辰年闰八月十三日。据气象预报：北京地区，白天阴转多云，风力二三级。夜间，多云转阴，风力一二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是有利于行动的好天气。这一天是普通的一天，也是历史上难忘的一天。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汪东兴严肃地压低声音对大家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党中央要求我们必须坚决果敢地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有问题吗？”每个行动小组都坚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本文选自《百年潮》2012年第10期，原题为《详忆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作者武健华曾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以汪东兴副手的身份参加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整个过程。
粉碎“四人帮”后的北京天安门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骨干。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说：“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粉碎“四人帮”虽然已经过去36年了，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某些历史真相仍属未解之谜，一些重要人物，如汪东兴所起的作用仍是知之不多。当时，我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参加了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在粉碎“四人帮”的酝酿阶段，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之间的活动我也知道一些。当时，汪东兴在华、叶处商谈后，回来都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和我通气。现在就我所知，照实写出来，如能为党史工作者及广大读者提供些参考，我将会感到极大的宽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李先念同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有关回忆录和传记中都有详细记载。因为本文谈的是我当年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现场抓捕“四人帮”亲眼所见的人与事，涉及的面有限，不能一一提到，请广大读者予以理解。
9月14日夜，汪东兴和李鑫向华国锋进言：要设法除掉“四人帮”
毛主席逝世以后，9月10日晚，将毛主席遗体送到人民大会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期间，汪东兴日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值班和休息。我作为吊唁期间主管人民大会堂警卫工作的人员，也同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值班。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9月9日凌晨2时在政治局讨论治丧问题会上，江青哭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9月10日王洪文在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等等。李鑫还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任康生秘书），对“四人帮”的活动情况知道一些。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政治局开会前，他们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了，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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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了解和分析，很多想法都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提的意见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人民大会堂，让他对“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来下决心。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家，和华国锋谈了“四人帮”在钓鱼台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了除掉“四人帮”的意见。李鑫在华国锋家里吃的晚饭，边吃边谈。当天夜里，李鑫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9月12日上午到10月2日下午，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三次密谈
第一次密谈。1976年9月12日，即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元帅（以下简称叶）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以下简称汪）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又说：自9月9日以来，你是日夜地忙，没有很好地休息过，可不能把身体搞垮哟！很多事情还等着我们去做呢！汪：事情的确很多，瞻仰毛主席遗容还在进行。全国要求来京参加吊唁治丧的人民来信像雪片一样，秘书处忙于答复。追悼大会正在抓紧准备；遗体保护问题专家们正在研究，去越南取经的专家尚未回来，预计遗体保护的问题可以解决，请叶帅放心。
叶：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他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汪：毛主席逝世时，正好是华国锋和张春桥值班。我们在主席那里值了几个月的班，亲眼看到医生、护士高度负责，全力投入治疗和抢救，怎么可以无根据地怀疑他们呢？
叶：我们都能理解，我想你能顶得住压力！
汪：叶帅，压力我是不怕的。你知道，他们早就想把我搞掉。1967年1月，江青一伙就一直在幕后策划，在中南海内掀起“火烧”汪东兴的活动，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评我。主席知道后说话了：“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后来江青一伙又给我戴上“特务头子”的帽子，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调离我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撤掉我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毛主席识破了，制止了。
叶：你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经历了不少难办的事情，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种锻炼。我虽然老了，但锐气还是有的。看来，我们与他们的这一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汪：对这伙人，多年来我是看透了，他们搞分裂党的活动，是绝不会罢休的。我们这些人，只要不倒不死，将永远是他们的对手。
叶：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毛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后大为不满。她又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第二次密谈。1976年9月15日，在京的外国同志和朋友以及外国专家，同首都群众一起瞻仰毛主席遗容。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毛主席遗体旁守灵，并在吊唁大厅分别接见前来吊唁的各国朋友，会见外宾。叶剑英元帅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
汪东兴把今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帅作了汇报。
叶帅听后说：他们气势逼人，向华国锋同志出难题，逼他表态。汪：那天因为夜已深，没有打扰你。华国锋同志同我商量后决定，改为中央常委会听取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对毛主席处文件处理意见的汇报。
叶：好主意，我们不能上当。他们正在挖空心思向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中央常委会要权力，想挤进中央常委会内。做不到！今年我们党先后有三位领导人与世长辞了。“四人帮”乘机作乱，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
汪：江青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内同他们的斗争是势不两立的。
叶：他们背离党中央，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阴谋诡计，搞分裂，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
汪：主席生前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讲过陈平、周勃平吕氏乱，巩固汉室的这段历史。我看主席这话是有所指的。
叶帅点头说：老实说，“四人帮”的罪恶比吕氏尤甚！他们迫害致死多少老同志啊！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当叶帅谈到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问题时，汪东兴对叶帅说这个问题据我了解是这样的：
1967年7月17日晚8时许，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召集周总理等一些老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一起开了一个会。会上毛主席说他要离京外出一段时间，并谈了他离京后的工作问题。江青一伙不让我随主席外出，理由是我是办公厅主任，走了谁来抓这一摊工作。主席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席说办公厅主任可以找人代理嘛！又说可以叫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主席说了话，就这样定下了。
主席对参加会议的同志说：对刘、邓背靠背地批一批是可以的，不要搞什么面对面的批斗。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因为当夜主席就要离京，会后我马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办公厅工作会议，传达了“118”会议有关的重大事项，并要求大家认真地贯彻执行。
1967年7月中旬，陈伯达在一件关于批判刘少奇的“请示报告”上圈阅同意，并将刘少奇三个字中“少奇”两字勾掉，又在“刘”字后面加上“邓、陶夫妇”四字。7月18日，北京的一些群众组织数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批斗刘少奇誓师大会。以后又有一些群众组织在中南海周边“安营扎寨”，要求“刘少奇滚出中南海”。
当时毛主席住在上海。武健华同志得知戚本禹在组织大会批斗刘、邓、陶夫妇后，先后两次打电话报告了我。我当即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让我马上给周总理打电话，请周总理告诉他们，对刘、邓、陶等人不要搞面对面的批斗。总理说：“主席的指示我知道了，你最好直接和戚本禹讲讲。”我又把主席的指示用电话通知了戚本禹。
戚本禹很不高兴地说：“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家里的事由我来办。”说完就气哼哼地把电话挂断。据事后了解，江青一伙并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他们还是阳奉阴违地组织批斗了刘、邓、陶夫妇。
叶帅听完这段话后说：他们无法无天！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灾难又要临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眼下我们不得不防啊！
第三次密谈。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元帅按照预约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他把身边随员留在楼下，自己一个人上了楼。进屋后，他沿着靠海的窗户边看边说：这房子貌不出众，但地点好，看得远，幽雅安静，是办公的好地方。
汪东兴给叶帅冲了一杯龙井茶，对叶帅说：请坐下来谈吧。
叶：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汪：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帅探着身子、压低着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汪东兴庄重地说：叶帅，你是我们党内以深思熟虑、多谋善断而著称的领导人，由你和华国锋同志一起领导，团结政治局大多数委员，我看优势会在我们方面。
叶帅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我同先念、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你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做得对。
汪东兴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
叶帅异常激动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下手了！他们是在逼华国锋摊牌，交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太阳已经落山，汪东兴对叶帅说：叶帅，消消气。今晚请你尝尝我们家里的饭菜。
叶帅很高兴地和汪东兴一起进了晚餐。
叶帅严肃庄重地说：好！就这样说定了。我现在就去华国锋那里同他谈，具体问题由你今晚去华国锋那里谈，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尽量做到知密范围小，但也不排除出点小的乱子。
汪东兴说：肯定有风险，但力争不出乱子。叶帅临出门时叮嘱说：事实摆在眼前，逼着我们要加速进程，不能失掉良机。4日下午我再来，不要打电话，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不要惊动了他们。
汪东兴说：我明白。
华国锋要汪东兴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
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副主席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汪东兴对他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回话说：叶帅刚才来过。你们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刚才我和叶帅商议过，由你先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我们再来议定，你看这样好吗？
汪东兴想了一会儿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明天我再来汇报。
华国锋又进一步明确地说：形势逼人，争取在一周内解决怎么样？你尽快准备，但也不要过急，没有准备好，不能动手。
汪东兴表示同意：我争取一周内做好准备，没有把握的仗，绝对不能打。明天我把方案拿出来咱们再定。
华国锋说：你制订方案时，还要考虑到困难和阻力，而且时间紧迫。
汪东兴说：时间是很紧了，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中南海，在江青家里谈了很久。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头。
华国锋最后说：那好，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见面，不打电话了。
汪东兴要张耀祠、李鑫和我三人与他一道谋划
1976年10月2日晚，汪东兴送走叶帅后，已经是7点多钟了。他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盘算了一会儿，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我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由于工作的关系，汪东兴和我们多有接触和交谈，所以大家对局势的现状，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判，中央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大致都是清楚的。我们三人到场之后，汪东兴就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画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攒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他说：“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我回来后，咱们继续讨论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他准备离开办公室时，又告诉正在交接班的高成堂、孙守明两位秘书，在他的办公室旁为李鑫和我准备一间办公室和卧室，从现在起，他们就在这里办公和休息。回头他又交代张耀祠，你回去要内紧外松地抓紧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的日常工作和人员情况，这几天不要发生意外事端，有事随时当面通气。
10月3日凌晨3时，李鑫和我在汪东兴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我们商量的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东兴和我们进行了详细研究。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本着以下四条原则去考虑问题：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权抓到手。他曾经在近期找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的关注，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对研究《毛泽东选集》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泽东选集》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辞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在怀仁堂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有二：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就是监护审查。
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方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讨论到最后，汪东兴遵照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指示，对李鑫和我的工作进一步作了明确分工：李鑫集中精力起草将来提请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起草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我协助汪东兴组织和实施有关行动方面的各项任务，同时做好协同各个部门和环节之间的工作。
张耀祠除坚持日常工作外，到时将负责处理毛远新，并与我一起解决江青的问题。
我们对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
汪东兴分别向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汇报粉碎“四人帮”的实施方案
1976年10月3日晚9时，按约定时间，汪东兴和华国锋同志在东交民巷华国锋的办公室又见面了。汪东兴向他详细汇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说：我看这个主意好，免得夜长梦多。准备时间是否由10天缩短为6天，我们还是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果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汪东兴说：那好，我再向叶副主席去汇报。
1976年10月4日下午，叶帅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四次密谈。
汪东兴在大门口迎接叶帅。看叶帅走得很急，气喘吁吁，面孔涨得通红。汪东兴请叶帅慢慢走。叶帅没有放慢脚步，边走边说：慢不得！要一鼓作气啊！
叶帅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2日晚上，我去了国锋同志那里，他告诉我你刚从他那里离开。我把咱们的想法都同他讲了。他认为我们的意见和他的想法原则上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根据国锋同志的要求，我和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一起商量了一个粉碎“四人帮”的实施方案。昨晚，我又去了他那里，把我们研究的实施方案向他详细汇报了，国锋同志认为可行，要我再向你请示汇报，看你还有什么新的意见。
叶帅示意汪东兴继续讲。汪东兴把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作了详细汇报。叶帅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他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帅接着说：当然喽，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汪东兴很赞成叶帅的指示，强调说：叶帅讲的，都是从我党历史上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我们将要求所有行动人员务必切实做到。
最后，叶帅说：基本上准备好了，应抓紧睡个好觉，保持精力充沛，士气旺盛，保证打好这一仗！
汪东兴说：我们一定组织好，请叶帅放心！
10月5日下午，华国锋在汪东兴陪同下，亲自检查了设在地下工程内的隔离点
1976年10月4日上午，汪东兴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以及我一行四人，以一级战备的名义，检查地下工程内各个隔离点，并对地下工程的安全措施、家具用品、盥洗器具、机电设备等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后责成8341部队防化科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在绝对保密的原则下，紧急动员最必需的部队，按使用状态，做好一切准备。10月5日下午，汪东兴陪同华国锋到地下工程，对各隔离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认为完好可用。
此后，汪东兴和我又对怀仁堂会场及其大门入口、停车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对有关的武器弹药、车辆装备、通信联络、后勤保障等工作进行了详细布置和检查。同时，还制订了非正常情况时的几种应急预案。
行动人员的挑选和编组：我们从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条件以及对情况是否熟悉等几个方面考虑，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挑选，从警卫局的局、处、科级干部中，从8341部队的师、团、营级干部中，选出了行动小分队和参加此项任务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编组。
1976年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向华国锋请示8341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配合问题
1976年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两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向他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8341部队在行动时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配合问题。华国锋把刚刚离开他家的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又请回来一道商量。
汪东兴对吴德说：我们两家协同行动有三个方面：一是首都的安全，北京卫戍区负责，8341部队仍负责其原有的防务；二是，这次行动我们负责的对象是“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的人由你们负责解决；三是，有关姚文元的问题。姚文元家住北京市西城区按院胡同，那里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担任，不属于8341部队管辖。按照这次行动方案办，如果姚文元接电话后立即来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他借故不到，我们马上要去他家行动。为防止发生误会，我们建议北京卫戍区有一负责同志，能到中南海来同我们一起组织这次行动。
吴德说：我们负责解决的对象住得比较分散，这些人不能就地监护，要找地方安排，行动时可能惊动周围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设法解决。首都的安全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全面部署，配合你们解决姚文元那里的问题，我们已决定请吴忠司令员去中南海。
华国锋最后说：那好，分工和配合的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与叶帅都谈过，就照这个行动方案办。现在看起来，经过五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会是有把握的！
汪东兴进行战前部署，8341部队随时处于战斗状态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农历丙辰年闰八月十三日。据气象预报：北京地区，白天阴转多云，风力二三级。夜间，多云转阴，风力一二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是有利于行动的好天气。
这一天是普通的一天，也是历史上难忘的一天。
上午8时许，汪东兴同往常一样，让秘书告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请他们通知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内容有两个：（一）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整个上午，一切都那么寻常。快近中午时，我经汪东兴同意，到中南海周围看看动静，观察一下有无可疑状况。我先从南海走到中海，着重看了中南海大西门到怀仁堂一带；又骑上自行车环绕中南海外围转了一圈，特别对中南海周围的几个制高点：电报大楼、景山、白塔等处进行了观察，一切照常。回来后，我报告汪东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汪东兴说，按照计划进行。
10月6日下午3时，张耀祠和我到了汪东兴南楼办公室，他要同我们商定当晚控制江青和毛远新的实施办法。汪东兴对张耀祠说：今晚8点，由你带上李连庆那个行动小组的四个人，先去把毛远新监护起来。你现在回去后，先找李连庆研究布置具体执行方法。处理完毛远新的问题后，你在丰泽园值班室等武健华带人来，然后你们一起去春藕斋隔离江青，由你们向江青宣布中央的决定，对她隔离审查。你看这样可以吗？张耀祠说没有问题，领受任务而去。
10月6日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汪东兴分别对每一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下达任务。
第一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王洪文的问题。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隆、王志民。
第二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张春桥的问题。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
第三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江青的问题。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
第四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姚文元的问题。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
现场担任警戒的小组成员有：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
汪东兴严肃地压低声音对大家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党中央要求我们必须坚决果敢地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有问题吗？”
每个行动小组都坚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汪东兴又向大家宣布了三条纪律：
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
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第三，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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