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涛，陜西米脂人，本来也是“陜北根据地”的创建者，后来一路追随刘少奇，1949年后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要职。文革期间刘澜涛身遭大难，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被打成“六十一人叛徒案”，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
早在文革之前，刘澜涛曾作为刘少奇嫡系返回故乡陜西，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清理高岗的势力。1962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因为《刘志丹》事件蒙冤，被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中央成立“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委员会”，康生为主任，刘澜涛是副主任。刘澜涛明知是一桩文字冤案，却上纲上线揭批，并且动员陜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揭发习仲勋，率先将 “彭德怀、高岗、习仲勋” 联系起来 ，将西北地区大跃进的错误归之于“彭、高、习反党集团” ，整肃了上万干部。统治西北五省6年，刘澜涛一贯极左，整人无数。1964年年底，胡耀邦空降担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陜西省委第一书记，着手纠左，大抓农业生产，却被刘澜涛批判“一个人两只手，一个手抓粮食，一个手抓棉花，哪一个手抓阶级斗争？”足足将胡耀邦整了一百天，6次检讨都不通过，幸亏叶剑英出手才获救。
2002年，《炎黄春秋》第九期刊发“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景元读罢撰文《也谈刘澜涛的人情味》予以补充、说明：刘澜涛虽然在文革中遭受不幸，但在受迫害之前对彭德怀、习仲勋、胡耀邦等人的批判毫不留情。以下为全文摘录。
1982年11月24日，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和副主席刘澜涛在主席台上交谈
2002年，吴江在《炎黄春秋》第九期上以“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为题发表文章。
吴江是老前辈，是我等思想解放的老师，但“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谈到刘澜涛的人情昧，我只能说，吴江老师太善良了。
首先要指出，刘澜涛的整人决不只是吴江老师提到的在他任职西北局期间这两件事。刘澜涛整人也决非是因“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的去办”产生的。从大的问题讲，1959年庐山会议，刘突击编印《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用机关枪和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就是他自己“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庐山会议初期刘澜涛并不在会上，看到彭德怀元帅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他也没看出什么，但他一摸清庐山会议变成要整彭德怀，立即连夜突击，搞出这样的材料，这不是“中央交办”。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澜涛紧跟康生，对习仲勋无端猖狂攻击，也不是“与‘立’此案无关系”，他率先将“彭、高、习”联系起来，将西北地区大跃进的错误归之于“彭、高、习反党集团”，给彭德怀、习仲勋抹黒，可是积极到“很（狠）”。因为胡耀邦到西北局对其整人作法抵制，刘澜涛等整起胡耀邦那可是“往死里整”，胡耀邦做了八次检讨都不行，整的胡耀邦心脏病犯了、甚至己回到北京还不放过，这都不是“中央交办”。
就说“中央交办”，林彪在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奉命追究“军事俱乐部”，也没有在工作关系，历史关系上搞“株连”，如刘澜涛那样搞什么“西北集团”，在这类问题上任何公正的人都应承认林彪比刘澜涛“厚道”的多。至于李克农在中央交办的潘汉年案中能举出“六条反证”，为以后潘案的平反提出依据，与刘澜涛相比那更有天壤之区别。李克农才真是对“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刘澜涛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不是一般的低级别管管文件收发的“秘书”，他对上对下，更应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对上级负责，同时、同样也要对下级负责，更是对自已负责，像他这样级别的干部出了错，归之为“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戓者似某些人物传记所写的那样归之于“由于对领袖的无比崇敬和信任，坚定的站在领袖一边。”那不仅于理不通，更使人们在评价政治人物、历史人物时失去了最基夲的标准。
不错，“文革”后刘澜涛确实“道过歉”，可当时西北的老干部都知道，刘的“道歉”是在胡耀邦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做的。对庐山会议上他攻击彭德怀，制造人祸，他做过检讨吗？他的检讨在那里呢？至于他当政时伤害过的“下级”，也从未听说他主动认错、主动去道谦戓帮助解决一点遗留问题的。由于刘的这种态度，当年紧跟刘澜涛制造冤案的个别人至今仍一口咬定他们是在“反左”呢。
至于刘澜涛与他人的私交人情，我也有一例，赵寿山将军的女儿与刘的夫人曾是同学（延安女子大学），因而同刘家相熟，可说是曾长期交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大饥荒，某天刘突然打电话要请赵将军之女到饭店吃饭。赵将军之女说：现在群众生活这样困难，我等去饭店吃饭，怎吃得下去，对你影响也不好，还是别去吧。于以谢绝。但令赵将军之女没想倒的是夲以为是熟人之间的一件合乎情理的小事，不想却引起刘的不满，过了一段时间在某个会议上赵将军之女见到刘，主动向刘打招乎，刘却拉下脸来根夲不理，自此两家形同阡陌，刘的人情味如何也见一斑吧。
坦率讲，似刘这种，战争年代无战功，和平时期少良策，从延安整风、华北座谈会开始，造神，整人，职务得以快升，对下级拉个脸以示深沉之人，有权门庭若市，无权门可罗雀，是很正常现象，当然，如果有人能告诉我，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受委屈时刘澜涛坚定的站在胡耀邦一边（就似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那样），论私是恩将恩报，论公是为国为民，那晚年刘澜涛是真觉悟了，是真有人情味了，那我列举上述事例真是我“小心眼”，是我对人“耿耿于怀”，我应对自巳的无知和鲁莽向刘澜涛前辈道谦，否则，免谈，胡耀邦的善良换来的是什么？！吴江老师对此应比我更清楚。
附：《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
原载于《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作者吴江。
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是不容易的。友谊需要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
以此赠与吴江同志共勉
以上所录马克思名言，是刘澜涛离世前三年赠送给我的。此外，他还赠我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并精制的洮砚一方，从刻工看，至少是清代之物，上刻他曾书赠给我的《红楼梦》中的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一个人，尤其是曾做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人，当他行将走完一生艰难路程、结束凶险难测的战斗生活之际，渴望在同志间找到一种“真正的友谊”，把这种友谊看得非常重要，并要求彼此“共勉”，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里透露出一个在特殊环境中奋斗过来的人在回顾往事时所蕴蓄的心声。
1948年5月，我调华北局工作，接手协助编华北局党刊《建设》周刊。当时华北局的日常工作由刘澜涛主持。我逐渐了解刘澜涛是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对上绝对服从，说一不二；工作上小心谨慎，严肃认真，绝不擅权，华北局的大政方针都取决于薄一波或请示党中央，他决不自作主张。对下，则是只顾使唤，只谈工作，督促完成，严格要求，从无个人之间的交流。我在他身边工作六七年，除工作外，从无一次个人性交谈，或问一问你的生活、经历或碰到什么问题等。举例说，我是有家室的人，离开组织部时交出了住房，到他那里编刊物却有一段时间没有住房，勉强挤在他秘书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也不加过问，这件事我的妻子至今提起来还埋怨我。他对他的秘书班子也约束很严，一切循规蹈矩，无任何特殊照顾。
文革中，刘澜涛属于“六十一人集团”冤案重要人物之一受到迫害，他的夫人因不堪折磨被迫害致死。
刘澜涛从1979年重返政坛，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然后，又由邓小平提议，出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此时我因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而同他又有些工作上的接触。这段接触中深感他的工作态度认真如旧，但特别的是：他对干部的谦逊态度大大增加了。后来他任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而后离休。我和刘澜涛的长期贴身秘书接触较多，他告诉我刘离休后的生活和心情：刘是一个放不下政治和国事的人，他离休初期常到外地各处看看，留心种种新问题，既有欣慰也有忧虑。后来身体不好，不常下去了，就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听到一些情况。但是，他发觉，愿意跟他接触和倾谈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他又没有其他任何嗜好，因此孤寂感越来越困扰着他。后来我了解到，刘在晚年对他的一生进行反思时，总是不能摆脱一种内疚心情：他在“左倾”猖獗时期也曾整过人，时间都在他任职西北局期间。两次整人的情况不同：一次是在中央确定了“有人利用写《刘志丹》小说反党”的事件后，立了一个大案进行审查，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这个案子涉及到西北地区的许多老革命家。中央确定这个审查小组的负责人本来另有其人，刘不在内，但刘恰于此时出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因此中央就把这案子的具体审查任务交到他的手中。虽然刘与“立”此案无关系，但他仍按老习惯：凡是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他接手这件案子开了多次批判会，因此伤害了一批西北地区的老同志。第二次是在“四清”初期，那时他完全接受并执行所谓“桃园经验”那套东西，而另一位西北局负责人则对当时的做法表示不同意，两人的分歧后来在刘澜涛的主持下演变成一场批判，这一次又伤害了西北局的一些同志。
我们党在进入50年代之后，党内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整人的政治运动不断，有整人的，有被整的；被整的也曾整人，整人的也会被整。“文化大革命”中刘澜涛自己也身遭大难，被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文革”的严重教训使他不能不反思自己的过去。他向过去被自己错误批判过的同志做了诚恳的由衷的检讨并表示道歉，有的不止一次。多数同志表示谅解，但有的同志仍不免耿耿于怀，刘为此深感痛苦。
过去，他可能从未重视过个人之间的友谊，甚至连“个人”在他的观念中恐怕也没有地位。在他的头脑中，“组织”和“铁的纪律”是同一概念，而“个人”则和“个人主义”是同一个概念。而如今，他却在寻求个人之间的友谊，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离不开友谊，并直接鼓励他身边的人要多交朋友。这在他来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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