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公报五天之隔，众所期待的四中《决定》终于徐徐到来。在公布之前，新华社还进行了提前预告，但是就后续反响来看，全然不敌三中决定的翻天覆地，西方媒体也没有将“最具雄心”的桂冠授予起草组组长习近平。当然，反差背后，参照系以及公众预期几何起着决定性作用。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侦查终结
在《决定》全文公布前，新华社法人微博率先公布了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紧接着，关于徐才厚的消息呈集中态势喷涌。既有消息坐实其罹患膀胱癌且已经多个周期治疗的，也有与其有直接关联的谷俊山之各路传言，还有以薄熙来为参照系就文本解读来预判徐案处理结果的……众说纷纭中，最具眼球效应的，还属刚刚下战书驳斥“军队国家化”的《解放军报》。该报题为《贪腐穷途路 强军正当时》中竭尽控诉之能事，“才厚其人，出身普通人家，考取名牌大学，从军几十年，也曾敬业也曾勤勉，一级级晋升至军委副主席，最后因腐而败沦为历史罪人……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人道徐才厚是军中‘大老虎’，我言真正的‘恶虎’，是他心中的贪欲。正是这贪欲‘恶虎’挣脱了自律的牢笼，吞噬了做人的良心，吞噬了为官的底线，吞噬了军人的操守，从而吞噬了他曾经拥有的一切。”
此外，军报文章还不忘质问一句尚在病榻上的徐老虎：不知道徐才厚在病榻上，是否未有负于党和人民而感到羞愧？我想，他或许会为自己的命运哀叹，也会为自己的罪行而悔恨。但人生没有假设，贪腐分子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聊政事儿也在探究“徐才厚到底得了什么病”，得出的结论与军报不谋而合----相比身患绝症，徐才厚思想上、行为上得的“癌症”，扩散起来，更是祸国、乱军、殃民。紧随徐才厚而来的一万余字《决定》，主流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各取所需，喜忧参半。主流媒体从中领略到了法治精神、法治信仰以及顶层设计，诚如新华社系列评论第五篇之《让法治信仰根植人民心中》，《人民日报》系列评论第十二篇之《顶层设计“破局”司法改革》。香港媒体则呈泾渭分明的两派，亲北京派倾力为习近平时代扬帆起航呐喊助威，为法治制度建设升级击节称赞；中庸派则试图从零星的就香港问题的表态中读出北京化解“占中”运动的策略，和此前的十八大和十七大报告比较，对宪法的强调，是这次《决定》的主要特点。此外，主流舆论场只剩下对《决定》要点和亮点的捡拾、概括，对习近平所做说明的提炼，此外并无任何出于建言献策目的的“挑刺”者。
网络舆论场则全然不同，有人对比公报中辩证法之下的“党大还是法大”，直击要害指出《决定》让这一问题更加明确化、具体化，可谓一锤定音，答案即为党大。因为公报中的表述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而《决定》中的表述则明显发生倾斜，因为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维权、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对于这一点，要理直气壮地讲、大张旗鼓地讲。”习近平对四中所做的说明中如是倡议。所谓“理直气壮”，中央党校辛鸣解读“对党的领导本身就应该底气十足”，在《决定》中提出了五个必须“坚持”，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在首要位置，就是要不给那些试图模糊甚至否定这一真理的人以浑水摸鱼的余地。所谓“大张旗鼓”，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杨小军教授剖析，由于目前很多法律概念是“舶来品”，因此部分人误把“依法治国”向西方政治和法律体系上靠，由于认知偏差而把法治引到歧路上去，因此需要加强对内的宣传教育，防患于未然，保证依法治国能够顺利进行。抛开来自体制内的解读，“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也只有习近平才敢于这样呼吁和倡议，此一点与其本身执政风格直接相关。如同三中全会《决定》中的60项翻天覆地的改革举措，以及斩落周永康这样的大老虎，也只有习近平才能并敢于这么做。
党大还是法大，《人民日报》政文部微信借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之口作结，“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因为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二者必须结合。没有党的领导，中国势必陷于天下大乱；没有依法治国，中华民族难以逃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党的领导也必将大打折扣。《环球时报》则巧妙地绕开了一锤定音后的大小之争，转而以社评形式为依法治国波澜壮阔改千年人治传统叫好。纵览全篇，尽是对四中的溢美之词，“我们将拥有一个‘新中国’”、“中共给中国人民一个庄严承诺”、“前所未有”、“惊天动地”、“大手笔的塑造”……回到现实境况中来，中国的改革需要有力度，但又必须平稳，实现社会代价的最小化。毕竟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举望世界看看各国为求一点改革有多难，有些纵使付出“颜色革命”的代价，社会还是原地打转，甚至倒退。言外之意是，中国当下的改革力度即便与民众主观愿望还有相当距离，也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计。
值得一提的是，与公报发布后左右哑然不同，《决定》公之于众后至少掀起了一个左右阵营对撞的小高潮。保持缄默许久的茅于轼终于开口，话题紧紧围绕刚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有九项罪名将不设死刑展开。“这是我国走向最终取消死刑，迈向文明社会的又一重要举措。据说我国在严打期间一年处死过两万多人，现在降低到两三千人。同时我国的犯罪率没有明显上升。但是我们的死刑数还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暴戾之风远没有刹住，马路上打架，网上骂人，还相当普遍。”听闻茅于轼此言，再加上极左分子的煽风点火，左派意见领袖孔庆东亦忍不住吐口水，“我在四中全会之前就在微博上贴出宪法第一条，极左分子竟然伙同右派前来围攻。现在又假装维护宪法，把脏水泼到习的头上。他们看不到四中全会在我们的拼搏战斗之下，成功地粉碎了‘司法独立’的滔天阴谋。现在他们右边挑起取消死刑，左边把脏水扣到全会身上，继续着颠覆国家的推墙行径。”
在被追问到“法不是最大，那还有什么比法大”时，孔庆东顺延着回复道，“历史事实是所有法律皆短命，万古不变是人治。只不过要看什么人来治和怎么治而已。法治背后必须有人民观才行。”而每每发声总免不了被拍砖的茅于轼则做无奈状，“看我的微博评论，赞成和反对的都有。虽然两派人很对立，但是我相信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希望国家好起来，社会好起来。所以我们有根本的一致性。如果是这样，我建议各方面首先从提高自身的修养做起，发表评论不要上火，要心平气和，要尊重对方，要温良恭俭让。这么多人骂我，但我从来不回骂，并尊重对方。”至于隐约中透着担忧和不满的任志强之语，“中庸，也是一种民主的基因”，以及更为直接的“大一统的集权，也是限制思想市场的重要原因”，虽然并未直指《决定》背后的威权，但醉温之意早已在“集权”和“思想市场”等关键词中释放殆尽。
《打铁记》当家人则专注于与反腐相关的表述，故而从《决定》中提取出了两个亮点，一是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二是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个很重要，问题来了，对薄熙来、周永康任内的行为，能不能照此进行追责？不过，薄熙来、周永康即便曾经位高权重，也是中国反腐史上的“大手笔”，确也成为过去式，“第二战场”的开辟，反腐如何从治标过渡到治本，才是四中的指向。《决定》在末尾不起眼处即写道，“加强反腐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又何尝不是在针对“海外猎狐”谋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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