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是最近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但这个口号却暴露了习近平治国理念基本上家长式的。
这就涉及到“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的本质区别：
“依法治国”需要另有一个不是法律的主体，他操纵法律来进行“治国”；而“以法治国”则不需要这个“法律后面的幕后黑手”，以法治国，就是让法律自己来治理。
“法治”与“法制”确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法治国”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它要求：一，所有的“法”，都只能是全体公民的“约法”（全民约法或社会契约）；二，约法的目的，首先是保证公民的权利（是“权利”，不是“权力”）；三，约法成立之后，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此法之上，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种“法治”，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一，中国古代社会所有的“法”，都是统治阶级制定的“王法”，不是全体公民的“约法”；二，他们立法的目的，首先是保证帝王的“权力”，而不是公民的“权利”（何况中国古代也没有“公民”，只有“臣民”）；三，在执行“王法”的过程中，君与臣、官与民，甚至父与子、兄与弟，他们享受的待遇都是不同的，“法办”皇帝就更不可能，谈不上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历史与文化之局限，没有人能够超越，诸葛亮也不例外（比方说他连法正都“法办”不了）。
但是，诸葛亮能够“依法治国”，已经十分了不起。因为在那个本质上“非法治”的时代，就连这一点也往往做不到。诸葛亮却不但做到了，还做得非常好，陈寿的说法是“用心平而劝诫明”。“用心平”就是公平，“劝诫明”就是公开。公平、公开，也就公正。这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必须高度评价，充分肯定。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内涵却有本质的区别。“以法治国”是说用法律去治国，法律是一种用来治国的工具，这是传统的管理主义的法律观念，这种“法治”，主体是国家机关，是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治理的对象是人民群众。“依法治国”是说治国必须依法，即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这是现代的控权主义的法律观念，这种“法治”，主体是人民，治理的对象是有可能滥用国家权力的当权者。可见，“以法治国”的实质是“以法治民”，而“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吏”。二者的层次不同。前者更深。
而在“依法治国”的幌子下，其实更可能破坏了以法治国的具体实施，因为这给予专制者以某种暗箱操作、不受监督的幕后黑手权力。
而在先秦时代的著作《管子・明法》篇中，已经提出了“以法治国”。由此可见，现在中国的思想观念，比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还要落伍，谈何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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