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为主题的四中全会终于揭盅，为此居功至伟的中纪委也随即召开了其四次全会，此时距离2012年12月15日中纪委高层团队出笼，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将近两周年。在此期间，中纪委四处出击，展开对党政官场违法违纪行为现象的全力整顿，使党纪国法声威大振。再加上中共正在全面推行的“法治”蓝图设计也有王岐山的参与，中纪委的功勋卓著，未来角色定位更引人注目。
中纪委公布各省被调查或落马官员数目
分析中纪委在两年中的具体动向，其官方网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观察点。整理了中纪委官网所公开发布的自2012年末至今的案件查处信息，对被调查者信息做了一番统计，展现丰富的信息。可以发现，与人们印象中四川、山西是反腐重灾区不同，落马官员数量最多的是广东，其次是湖北，级别主要集中在厅局级，以50后、60后为主。近一段时期，省部级以上落马官员数目急跌，中纪委反腐第战场逐渐交由各路诸侯，在省与中央的配合之下发力于地方政权的反腐整顿。如果说国内反腐整风是中纪委的“第一战场”，那么现在其的工作重心逐渐向第二、第三战场转移。
大数据揭示中纪委两年“战果”
中共决策层在十八大之前已决意进行高烈度的反腐整风，在一路高歌猛进过程中，一直有相关统计数据保持跟进。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自十八大起，截至2014年7月已有5万人违反八项规定被处理，截至四中之前已有18万党员干部受处分，54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更是拿下了周永康、徐才厚、苏荣等高层人物。沦为中纪委网中之鱼者，位高者有之，牵连广者有之，工作敏感者有之，案情轻微者有之。
中纪委官网公开数据显示，自2012年末至今，已有640余位官员被点名。绝大部分是宣布被调查或落马，也有少数是因违反八项规定受警告或处分，或者是对薄熙来案情的通报等等。这640余位官员职责各异，横跨党、政、军、国企、学校、事业单位等等，这也是中共党员能够延伸到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厅局级官员，县处级或是省部级仅占到其中一小部分。外界对中共官员层级的认识中，有“中管干部”与“省管干部”的说法。前者是指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一般是省部级以上；后者是由省级高层直接管理的干部，一般是为厅局级。中国政权结构大体上分为中央、省、市、县、乡镇五层。底层官员升迁十分困难缓慢，如果不是能力极其出众或是受到上方提点，进入厅局级已是极限且接近50岁。也就是说，厅局级是中共执政体系中坚，他们也大多是一些50后或60后，出生于1955年至1965年间。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周永康及其党羽盘踞的四川省，常委13去5的山西省是官场“地震”级别最高，落马者也应当最多。数据却显示，截止到2014年10月30日上午，一直遵循既定反腐节奏的广东省以66人的数目的高居榜首，一直并不显山露水的湖北省以49人位列第二，第三名才是四川，人数是是38人。紧随其后的是河南、贵州、福建、辽宁、安徽众省，山西省的数量排第9位。这些都是中国东部与偏东的内陆省份，也多是一些经济大省，而与对外开放程序关系不大。虽然这些数字未必绝对准确，但基本反映了各地各单位的反腐态势。
中纪委公布官员落马或被调查数量时间变化
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也很有看点。总体来说，腐败官员落马数量呈上升趋势，2014年后更是急剧上涨（4月和8月均公布70余人）。不过，时间线中有三个“低谷”，分别是2013年11月前后，2014年6月前后及2014年9月前后。这三个时期恰逢薄熙来公审、周永康案被正式公布之前、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及徐才厚被移送司法之前。这也符合中国维持大局稳定、专攻一点的政治传统。
王岐山国内整顿收尾 开辟第二、第三战场
尽管中纪委在过去两年中拿下这一大批厅局级官员，但是舆论的兴趣点却如走马观花般随着这数百个名字起伏明灭，对于其整体规模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反腐其实是以省部级以上为重点，稍后方能自上而下，逐级贯彻。尤其是在四中全会之前的几个月里，被公布的省部级以上官员数量骤降。这一迹象或许是意味着中纪委对“中管干部”层级的整顿基本完成。接下来，就将交由被整顿过的这些省级地区和部委单位，进行针对省管干部的反腐事业。当然，中纪委不会缺位，但主要是作为一个监督者角色，其手段和形式就是直接受中央号令，不肯歇脚的中央巡视组的巡视督促。如此一来，中纪委就能够腾出手来。如果将其对国内的反腐整顿视为第一战场的话，那么现在的中纪委已经将重心转移到了另外两个战场：国外大追逃和治“本”的顶层设计。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战场的开展并没有明显的时间分界线，其实是同时进行的，只是作为主要操盘手的中纪委的重心和力度在不同的时间有所差异。
周永康与徐才厚两案在2013年末均已明朗。2014年起，中纪委整合成立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及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人事方面汇聚中纪委、公检法、外交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8个单位。并且，这一“大追逃”行动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已与被指为中国“贪官乐园”的三大贪官迁入国之一澳大利亚达成引渡合作，官位最高的云南省原省委书记高严在出逃12年后有望被抓回国听判服刑。
与这两个战场相比，第三个战场才是决定性的，也是最漫长，最需要中纪委集中精力打好的一仗。那就是在当前的权力结构和国家制度重建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扮演好“监督者”的角色。就中共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里说，“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可见在这些改革者的构想中，“监督权”是与决策体系和执行体系相并列，且亟待强化的一个权力谱系。
而监督权的实现和操作，正在于当前权势迅速崛起的中纪委。过去两年里，中纪委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预示着未来更大变化的方向。公开、独立、权势提升、全面监督、运动与制度相结合等理念和实践，为反腐整风出力非常，也将更多地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之中。
未来的中纪委将呈现怎样的形态？它将在中国权力格局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能否彻底净化并保持一种纯洁、务实的政治生态？会否影响到中央与地方决策和执行的效率？如何定义党纪与国法，调整中纪委与司法系统的具体关系？这些都是一些值得继续观察的问题，其他国家没有经验。而这两年中的中纪委变化，尤其是十八大和三中、四中两次全会决定，一定程度上已经大体上将其描绘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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