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说，“党风问题关系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一旦出现反弹，后果不堪设想”。在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落马，四川、山西官场沦陷后，中纪委反腐随之开辟海外第二战场。但这并非终点，反腐将进入更艰难的政治周期，如果不能从治标到治本实现大转折，那么至今所有的努力都将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反腐每一次都是决战，一旦稍有退潮，中共将遭遇的不仅仅是一次“卡夫丁峡谷”，而有可能是中共本身执政合法基础的坍塌。
中共有一整套自我监督体系，但仍难以遏制腐败颓势
过往近两年时间里，中纪委已进行了高层调配，四中再度为中纪委“加冕”握紧“家法”权杖，拟议中的军队纪律检查体系可能出现变局，甚至脱离出解放军总政治部序列。这意味着纪检在中共整个权力架构体系中的扩充，是与既得利益进行决战的、破除权斗思维的唯一出路。
反腐，每一场战役都是决战
最后，政协委员问他，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反腐算成功？他答道：“制度建设。”这是8月25日王岐山罕见地受邀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出现的一幕。自十八大起，截至2014年7月已有5万人违反八项规定被处理，截至四中之前已有18万党员干部受处分，54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早前的独家数据统计显示，已有640余位官员被点名通报。而尤其是前朝重臣周永康、徐才厚及其牵涉的庞大利益链条。从香港六大中资国企审查，到全球“海外猎狐”行动风生水起，第二战场逐渐清晰可辨。
刘源的政治智囊、同样是红二代出身的张木生10月20日在谈及徐才厚案时公开声称，现在我们这么大的力度的反腐，仅仅是治标的，只是使现在相当一部分贪官不敢腐了，什么时候我们把不能腐和不愿腐的制度建立起来了，就算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已并非第一个抛出反腐转折点的人。中纪委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只只单兵作战的苍蝇老虎，而是要为整个弊病丛生积重难返的党政官员阶层编织制度牢笼。这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斗争”，而核心便在于扮演党鞭角色的纪检如何在中共此轮权力的顶层设计中获得授权调整，彻底扭转监督弱势的角色限制，在执行“家法”时更理直气壮。毫无疑问的是这场战役的“打击面”会更宽泛，阻力亦就愈大。实际上，以顶层设计打破旧有权力分布格局的斗争，已然形成继国内反腐风暴、“海外猎狐”行动之后的三线作战。如果说前二者是运动战的话，那么三线作战便是对峙既得利益的阵地战，就是根本上瓦解腐败产生根基的歼灭战。没有这第三线作战，贪腐官员便是割了一茬又一茬的韭菜，用张木生的话叫做一次次的“断尾求生”总有尽头，用王岐山本人的话叫做防止腐败反弹是“输不起的斗争”。
在此次四中全会中，习近平的说明称“不能就法治论法治”，决定将中共“家法”提升至一个相当的高度，外有国法，内有党纪，“党纪严于国法”。可见，在中共当前的顶层设计中，法治之目的或者说目的之一便在于建立一套完整的权力约束机制。决策、执行、监督各归其位。王岐山在此次四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中担任副组长一职，明确地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这便是对中纪委权力的加冕。实际上，反腐风暴气势不稍减，进入根除腐败温床的纵深地带的同时，不得不进行战略考量。当然，有质疑声音担心中纪委会沦为权斗的工具，声称它可能成为类似的明朝时期东西厂特务组织，但这种猜测显然是有问题的。它注意到中纪委正在成长为一个实权部门，但未注意到，正是监督力量脆弱性导致腐败积重难返。
执掌“家法” 铁三角格局信号显露
王岐山被视为习近平的铁杆盟友，在私下王岐山曾透露，习近平交代给他的任务----坚守岗位、常抓反“四风”五年。而在此次四中全会公布的文件起草小组名单中也可看到王岐山的角色，本次四中全会副题的党建部分本来由刘云山分管，但此次由王岐山担任副组长可见所谓党建的重心还在于反腐整风。这一点自不必说。而正因为王岐山的战线越拉越长，后续更具有挑战性，而成就大事者最重要的莫过于用人。因此，新一届中纪委履职两周年在即，但高层人士已两出两进，实际上是中央各机构中调动最为频繁的。
“新任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妻子还是临时工”“唐山大地震时到邻村徒手挖人”“铁腕治警敢于查大案办要案”“像刘金国那样‘耿直得邪乎’”……中纪委四次全体会议中，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成为一匹黑马。连日以来，当局喉舌不遗余力对其进行形象塑造，整个舆论场显得极为不同寻常。实际上，在三中、四中全会之间，中纪委高层一直有频繁的人事调整。2013年5月，中纪委副书记王伟调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正部长级）。2014年1月，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增选杨晓渡为中央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2014年10月，副书记李玉赋调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但这些人事变动当时都未掀起太多的舆论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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