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自1930年中原大混战失败后，退居山西汾阳峪道河，以后又两度住泰山（1932年和1933年下半年至1935年）。在峪道河时，本文作者高兴亚在冯部的汾阳军官学校兼讲“国民军史”，差不多随时在他左右；在泰山时也经常见面。冯在失败后这一段时间，虚怀若谷，多方征询对他的失败提出的批评意见，加以高讲授“国民军史”，冯更特许高随时发问。因此，高得以从各方面向他询问，谈了问题很多。
本文是高兴亚在1964年回忆所作。
北伐期间，冯玉祥与蒋介石合影
冯玉祥蒋介石两人，既是民国军政界的大腕人物，也是一对恩怨难解的把兄弟，那么作为把兄的冯玉祥，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把弟蒋介石的呢？
高兴亚（1902-1981），重庆涪陵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留学苏联。历任冯玉祥部秘书长、政治部主任，西北政治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西北军校教官，四川大学、西北大学教授，西北军将校团教育长，北京民报、华报社社长，川军21军部高等顾问，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涪陵县参议长、立法委员。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四川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常委。1955至1957年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
我（指高兴亚）问：您的艰苦朴素的生活，被有的人认为是不近人情的“做作”。您是不是过分俭朴了？您是不是为练兵，要以身作则而这样干的呢？
冯（指冯玉祥）说：我的俭朴，不是专为了以身作则来练兵。我不带兵的时候，生活仍然是那样，未曾改样。这是有我的历史根源。我小的时候，家庭穷苦，我住的康格庄，也满目都是穷苦的农民，我和他们的孩子们一样，披高粱叶、打枯枝、担水、穿二鞋（即破烂的鞋，经鞋匠修补后出卖给穷人穿），吃的是杂粮居多，及入伍后，也很少见着肉。甚至连一个老父亲也养不起，使他被迫凄凉地返回故乡。这种生活，给我多么深的印象！我现在的生活，与少年、幼年时的生活比较，已经不啻天渊。并且我现在吃的也不算坏，有营养、够饱。穿的虽然是大布之衣，可是够暖和的，尤其是冬天穿三新棉袄（新里、新面、新棉花），还有什么不近人情呢？试想我们国家的三代以上种粮食、种棉花的农民，有多少人能够赶得上我的穿、吃呢？一般大人先生们，总以为要在绮罗丛中大吃大喝才够份，我看那才是真正不合乎天理人情呢！至于说到练兵，带兵，那更非与兵同甘共苦，同样穿、吃不可。您看，那些喝兵血的人，有几个有好结果？古人说：“兵犹如火也，不弭，将自焚。”
我问：您现在开始读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有什么感想？
冯说：第一是感到新颖；第二是说到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确是真理；第三，我自己还有一些想法：在中国这个社会，也有传统上的优点，如“孝”、“悌”的伦理，也应当加上去，这是中国的美德。没有对父母不孝、对兄弟不友爱的人，还会爱大众，还会为其他的老百姓而牺牲的。再说中国社会的情况与欧洲不同，我同意孙中山说的都是大贫小贫，何必去强分阶级；我看中国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大家一致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不好吗？自己内部先分阶级来斗争，那不妨碍了打倒帝国主义吗？就说蒋介石吧，他那一帮总是少数人，也不纯粹是哪一个阶级，他本人是流氓，他勾结帝国主义，是新的卖国军阀，只要全国本着打倒帝国主义和新卖国军阀的方向发展，蒋就会被打倒了。我相信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到来，我相信共产党的主义正确，道路不错，可是对他们的做法，不完全赞同。还有一点，说革命是改革制度，不是革掉某个人，似乎制度才是首要的，人不是重要的，我也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制度必须要人来建立，要人来执行。王安石的变法，就坏在用人不当；十月革命胜利，是因为有列宁；中国国民革命失败，就因为出了个蒋介石。
我问：有人说您是直系中人，却背叛了曹锟、吴佩孚。您跟直系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冯说：我根本不是直系，要说我究竟是怎样爬起来的，那可以说我是陆建章系。但是陆建章没有成为系统，而且我在陕西时（指1914年陆建章任陕西督军时期），就不满陆的贩运鸦片等行为，尤其不满他的左右那班人。我之所以坚决要到四川，就是存心要脱离他的统辖。我跟所谓直系，完全水火无交。在四川和护国军的关系，更是同曹锟背道而驰。我同直系发生关系的开始，是在驻兵浦口和武穴主和的时候。在讨伐张勋复辟胜利后，曾有一次9个旅长的宴会，席上我倡议今后彼此不参加内战，大家都表示赞成，这些旅长之中就有吴佩孚在。后来段祺瑞自命为“再造共和”的功臣，大权独揽，实行武力统一，对南方用兵。可是段的武力和地盘愈扩愈张，就与冯国璋、曹锟的冲突愈厉害，所以冯国璋以主和的姿态出现，然而段置之不理。段以为武人方面绝大多数是服从他的，便一意孤行，来实现他那武力统一、独霸中国的迷梦。直系通过陆建章来联系我，而当时我曾向部分旅长倡议过不参加内战，当时我的内心是主和的，然而也不能不顾虑到势单力孤于事无济，所以就有驻兵浦口和武穴主和的毅然行动。陆建章另有他的打算，他是想借我的力量来取倪嗣冲而代之，那不仍然是内战吗？我当时不便公开反对，只有伪装坠马受伤，以躲避陆的逼迫。这件事陆深为不满，然而安徽的内战免掉了。段祺瑞调五个旅来对我采取包围的形势，但是他也顾虑到北方的分裂分子于他不利，同时也无把握能歼灭十六混成旅，在相持不下的时候，才由曹锟出来转圜也免得把直系幕后的暗中活动公开化。段对直系也采取了拉拢的手段。我对直系纵然不算有恩，也算帮了他们一次忙。因此后来在信阳受困窘和吴佩孚压迫我时，我才敢于向曹锟抗诉。至于吴佩孚呢，我作混成旅旅长的时候，他才是一个普通的步兵旅旅长，我并没有做过他的部下，这就是我与直系的关系。
我问：您与蒋介石的关系怎样？为什么您参加徐州会议与他主张一致？为什么后来再度拥他复职？
冯（指冯玉祥）说：我对于蒋，以前并不认识，也无恩怨。不过我到西安时，李协和（烈钧）派彭程万来吹嘘，认为北伐大业，非蒋不能完成（冯又说李后来向冯自责，自认看走了眼）。并说北伐不可中途分裂，这一点我是赞同的。因此，我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以为一切国事，可以在北伐完成后再说，我们的主要敌人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等，我们必须先打倒他们，北伐期中总应相忍相让。我到了郑州，汉方的谭延闿、汪精卫、孙科、徐谦、唐生智等来会商，他们也是说共产党在两湖行动过火，应当分道扬镳。我当时也认为在国民革命军区域内煽动抗粮、抗捐是自杀政策，在正与军阀进行殊死战的时期，于自己控制的地区里发展斗争，是削弱自己的后方，因而我同意了他们的看法。那么，剩下的问题，我以为与蒋介石的冲突，显然只是权利冲突，我认为在北伐进展的半途中，不应有此。所以我就抱定了一个调和宁、汉的目的，到徐州参加会议，去主张宁、汉共同北伐的。当时这个问题，与我有切身利害的关系。我的部队从南口败退以来，虽然打出了潼关，然而实在是饷械两缺的饥军，急需补给，只有向宁、汉双方告援；若他们自己打起来了，我怎么办呢？何况直、鲁、奉等大敌当前！所以郑州会议后匆匆赶到徐州，就是这个缘故。到徐州后，蒋介石表示完全尊重我的意见，求我做调和宁、汉的中间人，并且马上拨了几十万元以济燃眉，并允以后设法源源接济，我便同意了“分共”和担任调和宁、汉的责任。我除了迫切需要得到军队的补给外，因为大敌当前，还有一件重大的顾虑，恐怕他们的兵力长期相持（即使不打）起来，会把对付奉军、直鲁军的艰苦战斗，完全落在我的头上来独力支持。当时陕西方面还有田玉洁、麻振武等部及井岳秀、吴新田、党拐子等割据自雄，形势并不稳定；河南的靳云鹏、樊钟秀、张联升、刘镇华等部亦摇摆不可靠。我这点儿饥军还得防内变，要是独力与奉军、直鲁军作战，那是多么危险！当时我心目中只有一条：你们千万不要内讧了，我实在吃不消！果然，后来宁、汉相持，靳云鹏、姜明玉（刘镇华部）、樊钟秀等内变，奉军向豫北进攻，张宗昌、褚玉璞以全力来扑陇海路，虽然将士用命，获得两次兰封大捷及彰德的固守，得以转危为安，然而有时甚至把后备队都使用尽了，连我左右的少数手枪队也参加上了，那是多么艰苦！如何应钦军，老是徘徊于明光一带，不能进展，万一孙传芳的部队也北来，我实在难以为继了。因此，才不得不拥蒋复职。我当时看何应钦等太不中用，只有蒋介石可以重整旗鼓，所以才联络阎锡山共同发电拥蒋复职，因为阎锡山当时也精疲力尽了。
我问：您什么时候才认识到蒋是个坏蛋而同他决裂的？
冯说：我瞧不起蒋介石，是从济南惨案在党家庄会面时开始。当时日本军队侵占济南，不只杀戮我官兵和人民，甚至把交涉署的外交人员蔡公时等也凌迟处死了，这是中外古今所罕有的奇耻大辱。我赶到党家庄，力主消灭这股禽兽，蒋完全反对这种正当的行动，借口与日军冲突迁延了时日，影响北伐大计。其实，以北伐军的兵力和士气，以及人民的敌忾同仇，完全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那点点儿日本军消灭的。况且日军在中国屠杀和平人民和外交人员，搅入中国的内战，在国际上，甚至在日本国内的人民看来，也是无理的，非正义的。我们造成为保卫疆土和城市而把日军消灭的事实以后，再谈判也不迟，那时谈判才有力量。可是蒋总咬定可以外交协商解决，不必动武，不要把北伐的目标转移了，不要给直、鲁军阀造机会等等作为借口，还阻止我到党家庄去。我到了党家庄与他争执时，他已下了撤退的命令，而且是毫无准备的撤退。前线退下的军队，并没有预定的集合地，更没有步步设防的措施，也不加以整顿收容，简直像一群一群的溃兵游勇蜂拥而来。我目睹这种情况非常悲愤，万分地瞧不起他。后来一连串的平津问题、粮饷问题、密求山东日军缓撤问题、使刘珍年割据胶东问题、编遣问题等等接踵而来，既不讲道理，甚至自己食言而肥，鲜明地表现出了处处是以扼制和消灭我为目的，我在处处受迫的实际中认识了他，才坚决起来反对他。
冯问：您看我失败之点在哪里？
我说：您失败之点甚多。概括来说，主要的是：第一您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您本身也没有一个系统的思想；第二是你不能接受诤言诤言，不能使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冯问：没有系统的思想和明确的政治主张，这是一个问题。过去我趋向于“人治”的好人政治，这是受了旧书的毒害。我打算重新学起，开始有系统地在读社会主义的新书，以我这个年龄来说，还行不行？
我说：怎么不行？《三字经》上说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您现在的健康条件，恐怕比那古代弱不胜衣的27岁书生，还强得多呢！《论语》上说：“朝闻道，夕可死矣！”学习哪论年龄呢？只要苦学，没有不成的。何况您现在经验丰富了，读社会主义的书籍，当然较一般青年人更易深入了解。您不是知道一个故事吗？据说普列汉诺夫曾讥笑过列宁不懂哲学，列宁以三两年的工夫，便写出了《哲学笔记》和经验批判论的经典着作。您纵不能比列宁，但决不能说毫无所得。
冯问：您说我不能接受诤言，又是怎样的呢？
我说：一个人所知有限，哪怕是天才学者，也没一个敢说能够把一切知识包括，更不敢说事事都比别人强。就是封建帝王的刘邦，也说自己什么不如张良，什么不如萧何，什么不如韩信等等。他的成功在于能听他人的话，能取他人之长为己用，绝不是他一切都比普天下之人强。怎么才能用他人之长呢？首先要人家的长处敢于拿出来，就是要使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是不对的，甚至是相反的意见，都应当一律地虚心听着；尤其是对于有严重批评的反对意见，都必须有“闻善言则拜”和“讦我恶者是我师”的精神来接受。哪怕是专制的封建帝王，号称圣明的也要有诤臣十人。所谓诤臣是敢犯言而直谏的。要这样才能认识错误和及时改正错误，进一步才能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要这样，才有不失败和少失败的希望。您究竟还不是帝王，可是您自己想一想，在您盛怒之下，有几个人敢作逆鳞之语来同您抬杠呢？
冯想了一会儿，说道：几乎没有。有时省三（张允荣）还肯碰一两句。
我说：关键就在这里了。我已说过，一个人的知识究竟有限，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更不能说绝对没有错误；您也不能例外，也不是“万能”的。您面前既无诤友，谁也不能当面及时地指出您的错误，那么，您会一错到底，自己还不明白；不特不可能采取他人之长，连错误也无从改正了。并且一个人有正确意见不能吐出时，难免不背后向人说，这是人之恒情。例如说：“某事，我的主张是如何，可惜不能说！”这么一来，更损害您的信誉和事业，哪能不失败呢？您过去的失败，固然在于没有明确的政治路线，但是政治上的正确路线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有人认识到，也没有人敢向您说。其所以没有人给您说，是由于您从来不许别人同您争吵，自然就没有人敢来说，怕同您争吵于事无济，徒然自己吃亏。您单凭一己的主观意见，甚至有时是意气冲动，哪能够想象获得胜利呢？我认为这也是您失败的大原因之一。
冯又想了想，说道：对的。您说这些话，只有（郭）春涛吞吞吐吐地隐射着说了一点儿，但没有您说得这样爽直。这是我的毛病，这是我一生习惯上养成的大毛病。您知道我得这个病的根源吗？我可以告诉您：我由当兵出身，一辈子过的军队生活。当兵和当小官时，上级官长叫我“立正”，我就“立正”；叫我“向右看”，我就“向右看”。我时常把官长的话当作了“命令”。后来我一步一步地升职，也把自己的话当作“命令”，我的下级有不同意见和不照我的话来动作的，我便把他当作是不服从我的“命令”了。这样日积月累，自然而然地成了专断。我的部下自然而言地承认了我的专断。即使有不同意我的意见，也不敢当面说了；即使说了，我也不重视，甚至还生气，仿佛有伤我的“威信”。这就是我的病根，同时也是一般军人的病根。您瞧，过去哪有不一意孤行的军事头子？这总是读书太少之过，我以后要从读书中长见识，来改正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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