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党执政是中国最大政治现实的国情下，每一届中共党代会或者中央全会的召开，政治意义都是非常重大，深刻影响接下来几年乃至数十年中国社会的大政方针。每次中央全会的主题是什么，往往总能激起海内外观察家的强烈兴趣，其中不乏有人绞尽脑汁进行揣测。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主题，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均引起外界的极大热议，那么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主题是什么，将变得格外重要。值此之际，建议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党内民主作为主题，既是因为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中央全会主题发现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共一再打破惯例，又是因为党内民主成为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之后中国非常迫切的问题，将党内民主作为主题合乎从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的内在逻辑顺序。
打破惯例 直面当今中国的迫切问题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在五年之中履行全国代表大会的职责，其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五年内一般举行七次。每次中央全会讨论什么问题，一般会有一个惯例，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更是如此。比如，每届一中全会都是讨论党内人事调整，每届二中全会则主要讨论国家机构的领导人名单。
历数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中全会，虽然除了十五届三中全会集中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之外，历届三中全会都是讨论改革，但是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外，每次讨论的改革主要局限于农村、经济体制等问题，而不是像十八届三中全会那样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站在“第五个现代化”的高度来审视中国改革，立意之高，力度之大，为近十几年所罕见，甚至被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之后的最大改革。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首次中央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农业发展问题，十二届四中全会讨论“七五”规划，十三届四中全会面临“六四”的特殊情况，主要讨论党内人事调整，之后的几届四中全会，除了十五届四中全会讨论国企改革之外，都是讨论党建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不再循规蹈矩，没有讨论党建，而是聚焦于依法治国。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共一再打破惯例，背后的原因引人猜测。事实上，反观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种种作为，便不难理解为何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打破惯例。无论是持续至今的反腐风暴，还是积极有为的内政外交，无不是回应当今中国非常迫切的问题。因为腐败已经上升到亡党亡国的层面，反腐成为新一届领导层最引人瞩目的决策，从打苍蝇到抓老虎，从国内反腐到海外猎狐，一大批贪官的落马。同时，从计划生育改革、户籍改革、教育改革到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背后所指向的同样是当今中国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许多社会上诟病已久、久拖未解的问题，现在却接二连三得到解决，背后或许可以看出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共正在展现不同于过去十年的魄力和担当。
既然习近平敢于直面当下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先后打破惯例，那么五中全会能否打破继续惯例呢？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五中全会主题，十一届是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十二届是党内人事调整，十三届是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之后十四届到十七届全部都是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根据惯例，十八届五中全会应该讨论“十三五”规划，因为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最后一年，必须制定新的五年规划。即使如此，五中全会仍有可能打破惯例，因为党章规定一年之内至少举行一次中央全会。换言之，2015年中共可以举行两次中央全会，而这种情况在中共历史上经常并不少见。比如，十二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是在同年9月份召开，十三届、十五届同样出现一年举行两次中央全会的情况。因此，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共完全有可能打破惯例，在五中全会商讨机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之后非常紧迫的问题，而将明年不得不制定的“十三五”规划推迟到之后的中央全会。
党内民主成为三中、四中之后非常迫切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正是对中国人最关心的改革问题的总回应。如果说三十多年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将中国重新带回世界的中心，那么今天的中国继承改革开放成果，面临再次改革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在积累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遗症，制度落后、贪腐盛行、贫富分化等问题日益严峻，制约着中国的进步，二次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第五个现代化”的总目标，正是基于中国国情和民众诉求所开出的药方，旨在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指明方向。若“第五个现代化”得以实现，其意义不仅丝毫不亚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且还有可能借此打破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怪圈。
既然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总目标，那改革路径是什么？靠个人集权来推动改革还是依法治国？且以反腐风暴为例，目前的反腐之所以成就显著，主要是依靠新一届领导层的意志和权威，可这只是治标之策，难以长久，若想从根源上杜绝腐败之风，必须践行法治。再者，三中全会所确立的一系列改革，不可能单纯靠习近平的个人权威来推动，必须还要进行制度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恰逢其时地解决了这个三中全会之后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并给出了答案，即中国的改革路径是依法治国。可是，继三中全会确立改革总目标、四中全会确立依法治国的改革路径之后，如何保证改革之路不会误入歧途？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里面，党的领导成为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字眼，传递的信号非常明显，中共将一直领导中国改革和依法治国。将一国之改革事业系于一个政党身上，往往会有两种后果：如果中共能够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组织制度，改革事业将会事半功倍；反之，如果中共缺乏一套合理的组织制度，轻则改革大业误入歧途，重则酿成国家悲剧。作为改革事业和依法治国的领导核心，中共如何保证不犯领导错误？况且三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改革总目标，而四中全会则为改革总目标厘清了国家层面的问题，提供了依法治国的路径，那么五中全会是不是应该厘清党内问题？
对于中共来说，党内民主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作为改革事业和依法治国的领导核心能否保持正确领导的问题，而且是中共亟需厘清的党内问题的关键。长期以来，但凡党内民主推行相对较好的时候，其结果是政治相对清明，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党内民主推行比较糟糕的时候，社会弊病丛生。对于一个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的政党，党内民主的推行状况直接决定中共能否进行科学合理的领导。
建国初期，毛泽东凭借非凡的革命功勋和崇高的个人威望，成为中共绝对不容置疑的领袖，个人崇拜之风，甚嚣尘上，文革到达巅峰。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党内民主屡遭破坏，其结果是中共集体领导的优势随之丧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人类悲剧的发生。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深刻意识到党内民主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为了避免悲剧重演，他开始恢复党内民主，推行一系列民主法制，从而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良好的党内民主环境。
过去的十年，党内民主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共缺乏一个稳健的领导核心，民间甚至流传“九龙治水”的说法，其结果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令出多门”等现象颇为严重。比如，作为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执掌政法委期间，多次干预个案，滞后中国法治进程。可是，面对他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在过去十年一直未能得到遏制，背后足见党内民主不当的危害之大。
党内民主太少，一言堂就会盛行，错误观点容易占据上风，理性的声音就会被遮蔽，其结果是损坏党的领导。反之，党内民主过多，又会导致缺乏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同样不利于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和依法治国。党内民主问题直接关乎中共能否进行科学合理的领导，而中共能否科学合理的领导又直接关乎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总目标和四中全会推进的依法治国能否实现。党内民主问题已经成为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之后中共所亟需解决的迫切问题。鉴于此，早已通过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证明了自己敢于打破惯例的习近平，应让党内民主成为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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