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1月3日，家中藏匿2亿元现金的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被搜查；仅一日之隔，游泳中心的前水球花样游泳部部长俞丽贪污千万被带走调查。上述两案件的共同点在于：两人均涉巨额贪腐，且均出自于“新反贪总局”之手。一天一案的频率，使得这一刚刚被“升级翻新”的机构再次备受关注。此前，坊间传闻中共将打造大陆版“廉政公署”，而“新反贪总局”的级别之低有些超出外界预料，反观此举，亦说明了中共有意表明中纪委是中国反贪腐的“旗舰机构”，突显中纪委在反腐大局中的地位。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强11月2日表示，中央已批准最高检设立新的反贪总局，集中精力直接查办大案要案。并且，反贪总局局长将由最高检副部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兼任，也就是说，其级别将从现有的正厅级提升到副部级。其实，关于成立中国大陆版“廉政公署”、 成立新的高规格反贪总局的呼声一直甚高。有报道称，新机构名为“反腐败总局”，由中纪委直接领导。外界一度预计，四中全会将会对这一问题作出安排，但最后并没提及。这次邱学强的表态表明，大动干戈的改革方案，目前并未得到高层认可。中央在现阶段的最终决定是，不对反贪腐机构进行大的调整，只是进行微调。
其实，早在199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成立了反贪污贿赂总局。此次为何要重设并升格反贪总局？观察最高检的21个内设机构在官网上的排列顺序，反贪总局在官网上排在办公厅、政治部、侦查监督厅和公诉厅之后。除了政治部外，这些内设机构的正职干部都不是由最高检院领导兼任。目前，最高检院领导中只有两位副部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他们都是二级大检察官。邱学强表示，反贪总局设立已有20年，一些影响办案成效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机构设置不合理、力量分散、案多人少、统筹乏力、装备落后等问题日益凸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反腐败斗争新形势的需要，亟待改革。
简而言之，成立新的就说明旧的有问题，没发挥作用，为了破除体制机制内的办案阻力，进行力量整合，优化职能，成立新的反贪总局。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曾表示，反腐败总局的关键在于独立性，在人事上、资金上切断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我曾提出反腐败总局隶属人大，暂时做不到也没关系，重要的是独立于地方政府。其实，在具体办案过程中，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贪腐案件，一般是中纪委先立案审查，待案件基本审查完毕，犯罪证据确凿后，将案件移交最高检，最高检再将案件交给其下设的反贪总局侦办，或者交给侦查能力强的下级检查机关侦办，如吉林省检察院，曾立案侦查上海社保案、赌球案、李达球案等案件。一言以蔽之，在查办高官贪腐案件中，反贪总局扮演的一般是个后勤部“文员”类角色。局级升副部，反贪总局能否“逆袭”还需拭目以待。
对于新反贪总局的成立，外界讨论声中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这是反腐的升级，是中国法制化的必然，是将反腐败长态化继续推向深入。但也有质疑的声音则表示，司法制度不改变，没有舆论监督没有民主制衡机制，即使提到正部级甚至是副国级又有何用。有观察人士表示，成立反贪总局是一种决心，到底能否起到更好的效果就要看如何进行监督。更重要的是监督手段以及监督方法，如果加入全民反腐的元素，震慑力度是不是更大？
此次改革与此前“打造廉政公署”的传闻方案有所落差，如此重要的部门，由“副部级官员挂帅”，确实出乎意料。有分析称，中央此次批准成立新的反贪总局，推进最高检集中精力直接查办大案要案，是继中纪委机构改革之后，在强化反腐队伍建设方面的又一大手笔，体现了人员资源配置向一线办案机构倾斜的思路。反贪总局的设立，亦是中共在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纪委就是中国反贪腐的“旗舰机构”。在这个机构之外并不需要再设另外一个“反腐败总局”，如新设反腐败总局与原有的监察部、反贪局之间的职能交叉纠葛，叠床架屋，象征意义将大于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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