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钧，我特地来看你。”
“老翦，你怎么来了？”父亲喜出望外，兴奋不已，像分离很久的兄弟骤然晤聚。是呀，现在人人都忙活着紧跟形势、渴望着脱胎换骨，有谁还记得含泪滴血的故人。
翦伯赞告诉父亲：前不久，国家建立了一个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经李维汉提议，受乌兰夫邀请，组团访问内蒙古。他知道统战部搞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来这里避暑，便要了个名单。一看，上面有章伯钧三个字，便决定要来看一看。
父亲问：“你还要看谁。”
“谁也不看。”说罢转向我，问：“小愚，还记得我家的锅巴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母亲的眼圈蓦地红了。
“记得，记得。”我说：“翦伯伯，我怎么会忘了呢？”
“记得就好。”翦伯赞笑了，又问父亲：“这几年，你的情况怎么样？”
“如老僧守庙。”
翦伯赞点点头，他或许能体味出这僧人般空寂底下，所隐藏的失落、耻辱、容忍，以及被极度压制的自由意志。
“民盟的情况呢？”
“你以为民主党派还有起色？人在世间，梦在天上。幻想是逐渐灭亡的。而令我最痛心的事，莫过于看它生长，又看它灭亡。”紧接着，父亲提高了音调，说：“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李维汉。”
翦伯赞对母亲说：“健生，这次和你们一起来的还有许多老朋友呀，大家又见面了。”
父亲不等母亲开口，即道：“我和健生还有什么朋友？包括潘光旦、费孝通在内，无不是前车刚覆，戒心犹在。可怜！我能体谅他们。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专制的大舞台。何况老毛从来自操威柄，一路强攻过来。把大家都弄成弱者，剩下的那个强者又有何用？现在又兴搞什么大跃进，放卫星，赶英超美。只有无知者才信这些毛氏奇迹。知识分子中即使有人不满，充其量也只能是腹诽耳议罢了。老翦，你是个史学家，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现在不思考、不研究，将来发生的事，恐怕连思考的时间和研究的余地都没有了。反右对民主党派而言，就是个大教训！”
翦伯赞听父亲这样的议论，一句也不反驳。
客厅里出现了停顿的寂静。我面对着翦伯赞而坐，发现他竟也老了许多，头发更白了，抬头纹像刀刻一般，眼睛深陷，目光透达而忧郁，又像是在质疑什么。
我想打破这个沉闷的局面，便问：“翦伯伯，你好吗？”“我不好！什么都不好！”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恶狠，目光怨毒。犹如一锅沸水渴望着横溢和宣泄。
我又说：“我当初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你的北大历史系。”
话刚出口，胸揣怨火的他，大声喝道：“学什么历史！考什么历史系！现在历史系的学生连句子都断不来。教育一塌糊涂，史学一塌糊涂，社会更是一塌糊涂。我看，没有什么事情是好的。”
父亲说：“听说，北京大学也要搞人民公社，把个大学办成科学、教学、生产、军事、劳动的联合基地。老翦，是这样吗？”
“什么基地？都是放屁！现在是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学生不像学生，教授也不像教授。”
一切都哑默了，谁也找不出话题来。激动又惊骇的父亲，围着沙发踱来步去。
突然，翦伯赞直声对我说：“小愚，你出去。现在是我有很多问题想不通，要和你父亲谈谈。”显然，面对高举三面红旗的社会喧闹和政治盛景，他感受到的是残破与不安。引起内心痛苦的，可能远不止这些。
父亲连连向我挥手，我乖乖地出去了，拿着一本小说，坐在庭院安放的木椅上，等着，想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翦伯赞从招待所的大门匆匆走出。
我赶忙跑回房间。母亲正在收拾喝剩的茶水，父亲则一语不发地瞧着窗外出神。
我问父亲：“你和翦伯伯谈得好吗？”
“好。”
我想，一次会晤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翦伯赞已经在光彩的照耀和周遭的破败对比中，找回了自己；从政治需要的从属关系中，剥离出属于学者自己的本质。像晨曦梦回时的一弯晓月，散发着清朗、辽远和庄严。
其实，翦伯赞对问题是想通了的，是有答案的。答案就在心里。
有人【12】把翦伯赞一生的史学研究，分为在野期（1940—1949）和在朝期（1949----1966）两个阶段。认为他在野期的史学研究，以史料学的探索最富学术意义。在朝期则是一手改造旧史学，一手建立切合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由于“他的史学活动，无论是批封建主义的史学，还是斗资产阶级的史学，其字里行间都弥漫着‘以论带史’的气息。”【13】故而受到专业史学家的冷淡。他刚到燕京大学，有的教授曾以轻蔑的口吻，故意大声问道：“谁是翦伯赞？我们没听说过。”事情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与父亲海拉尔会晤的前后，翦伯赞文章的锋芒已更多地指向了“左的幼稚病”。他在1959年至1963年写出的三篇文章（即1959年的《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61年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3年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明确提出“片面性、抽象性”和“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泛滥于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中的严重缺陷。而他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虽志在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相结合去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但治史当从史实出发，史家当根据史实、按特定历史条件研究分析历史的论述，无论其精神实质，还是实践效果，都是“出类拔萃，远非郭（沫若）老、范（文澜）老所能匹敌。”【14】
1962年，雷海宗去世。噩耗传出，令所有听过雷先生课的人，无比哀痛和惋惜。这个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右派教授，同时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等四、五门课程。这个从不备课、从不讲究教学法、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的右派教授，以磁石吸铁的力量吸引着无数青年教师和学生。连学问好、资格也老的同行刘崇鋐都极其推重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并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的历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一点。”【15】
划右后的雷海宗，后来只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一些教学参考性文章。
去世的那年，他55岁。
几年后，“文革”爆发，导火索是被史学家吴晗的一出京戏《海瑞罢官》点燃。火苗窜出，翦伯赞不明底细为吴晗辩护，对前来采访的《文汇报》记者说：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态度极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污蔑和陷害。“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史学家的翦伯赞，偏偏不知。没过多久，聂元梓的大字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北大历史系第一个被揪出来、被批斗的就是翦伯赞。罪名是“黑帮分子”加“反动权威”。向达、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杨人楩等人也都统统划为“牛鬼蛇神”，打入牛棚。
向达是右派，算有“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那里，也无医院。
死讯传出，父亲闻而恻然，哀叹不已：“是我害了向达。没有57年的事，他不会受这么多的苦！”
翦伯赞仍在北大。萋萋之纤草，落落之长松。他像草又似松，在寒风中苦苦挣扎。只要能挣过来，再不幸，也值得。社会的凉薄残酷，人生的孤凄无援，都掩埋于恬静、坚毅而又苍老的外表之下。
一次，孙儿翦大畏从南方跑到北京去探望他。进门便喊：“爷爷。”他坐在椅子上，头也不转，只问了一句：“是大畏吧。”便不再说话，像一尊佛，参透了生死贵贱和荣辱。
1968年10月，在中共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老人家还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说，今后还得让他们当教授，不懂唯心主义哲学就去问冯友兰，不懂帝王将相历史，便去找翦伯赞。又言，今后在生活上可以适当照顾。北大军宣队在向冯、翦传达了“最高指示”后，还把翦氏夫妇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独家居住。他俩住楼上，派了个为他们服务的工人（杜师傅）住楼下。这时，谁都以为翦伯赞被毛泽东解放了。翦伯赞也以为自己获得了解放。
万万想不到：没过一周，致命之祸降临到他的头上。致命之物不是别的，正是翦伯赞长期从事的“统战”。可以说，他为统战献身，统战让其送命。事情曲折复杂，核心是关于刘少奇的定案问题。1968年尚未废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已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是曾与蒋介石以及宋子文、陈立夫勾结。三十年代在蒋、刘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谌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于是，他就成为刘少奇专案组所搜取的有关此事的证据，或许还是唯一的证据。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一个叫巫中的军人带着几名副手，气势汹汹地直奔燕翦南园。巫中向翦伯赞指明开始于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翦所讲述的事实真相，巫中予以否认，并说：“这个罪行党中央已经查明，判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不久将在“九大”公布。你只要就这件事写一份材料。加以证明，再签上字，就没你的事了。”【16】翦伯赞再次否认那次谈判刘少奇有阴谋活动。
最后，巫中说：只给你三天的机会。三天后我再来。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带着一群人又来，审了近两个小时，翦伯赞拒绝作出违反事实的交代。巫中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
翦伯赞闭口不语。
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
革命一辈子的翦伯赞，从未经受过如此恐怖的革命。他却依旧回答：“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为了继续恐吓他，巫中拿出笔记本写了几个字，交给同来的人（所写内容是叫他们先回家吃饭，再开车来接自己）。让翦伯赞误以为是叫人来实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独留的时刻，他依然拒绝交代。
尽管巫中空手而归，翦伯赞却已有轻生之念。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说要给他出路，事实上的生路又在何方？原来都是假的，虚的，空的！
绝望之心，生出决绝之念。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着新衣服，合盖一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一张字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一个坚毅顽强的人，就这样骤然消失。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可能多有不足，但他的灵魂洁白如雪。古人云：进不丧己，退不危身。进不失忠，退不失行。----这是一个很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翦伯赞做到了，以生命为证。
贤淑娇小的戴淑婉也跟着走了。几十年来，作为妇道人家，柔弱的她只存在于小家庭。但在人生结尾处，竟是那么地耀眼。“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她以死鸣不平。
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的“三呼万岁”又是什么呢？----是以此明其心志，为子女后代着想？是对文革发动者的靠拢，在以死对抗的同时，表示心的和解？抑或是一种“我死你活”、“我长眠、你万岁”的暗示性诅咒？我总觉得翦伯赞不同于老舍，也不同于邓拓。他的手书“万岁”一定有着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内容。一天，我拿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去问陈徒手。研究当代文学的他翻查过大量的“文革”资料。
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文革”中自杀的标准格式。
我想：需要多么酷烈的力量，才能将一个史学家的体魄挤压到标准格式里！
翦伯赞的骨灰抛撇于何处？据说，北大当时的负责人是决定要保存骨灰的，可派出的执行人在火葬场填写的“骨灰处理”一栏中却写着“不要骨灰”。孰真？孰假？至今无人说明。
1979年2月22日，官方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骨灰盒里放着三件物品：翦伯赞常年使用的老花镜，冯玉祥将军赠送的自来水笔，他与老伴戴淑婉的合影。
翦伯赞的学生不少。其中一人是学得不错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密切。“文革”爆发的一刻，此人贴出大字报，标题是《反共老手翦伯赞》，旁边配有漫画。画的是翦伯赞抱着一部《金瓶梅》，嘴里流着口水（注----那时，北大一级教授可购买一部《金瓶梅》，翦为一级教授）。官方正式给翦伯赞平反后，此人撰写长文，题目是《我的恩师翦伯赞》。逼死两条人命的巫中，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他大概还活着。
“甚西风吹梦无踪！人去难逢，须不是神挑鬼弄。在眉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这是《牡丹亭·闹殇》里的杜丽娘于夭亡前，悲情苦境，触目酸心的咏唱。《牡丹亭》是令我百读不厌的古典剧作，尤喜以苦境写苦情的“闹殇”一折。汤显祖笔下的这个美丽少女甘愿付出生命作代价去到阴间，以换取不受强制性社会束缚的行为自由。杜丽娘的形象至今作用于我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这其中就包括对像储安平、傅雷、翦伯赞这样一些----以生命换取自由的父辈的理解和感受。
前不久，年逾花甲的我，突然发现脸上的那块记又明显起来。看到它，自会想起儿时情景。想起翦伯伯搬起我的脑袋“辨认”一番后，严肃地说：“记还在，这丫头是小愚！”
2003年9-11月写于北京守愚斋
2004年1月改于香港中文大学田家炳楼·4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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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半山新村的全名为嘉陵新村半山新村。今属嘉陵新路，为一化工厂占用，原房已拆除。
【2】翦伯赞（1898-1968）名象时，笔名林宇、林零、商辛、饯肃端、农畴、陈思遗、太史简，湖南桃源人，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生。维吾尔族。1903年入私塾启蒙，次年转入清真小学。1908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0年入常德中学预科。1912年升入常德中学本科，1916年夏毕业，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月余，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在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员。1924年夏，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1925年回国。1926年7月，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同时参加中国国民党。1927年1月，以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奉命北上，策动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督统商震起义。1933年春，在天津意租界，以反政府罪名，被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齐亚诺逮捕，后被驱逐出境。1934年5月，与覃振赴欧美考察司法；12月回国。1937年5月，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与吕振羽等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任常任理事，主编《中苏半月刊》。1939年3月，前往溆浦民国大学任教。1940年2月，离开溆浦赴重庆，人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又任冯玉祥中国通史教师，曾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聘为政治部名誉委员。1946年5月，与周谷城等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与邓初民等主编出版《大学月刊》，并在大夏大学任教。1947年去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并与茅盾、侯外庐、千家驹分别主编香港《文汇报》之“史地”、“文艺”、“新思潮”、“经济”等副刊。1949年1月，至河北石家庄附近之李家庄；3月任代表团代表，赴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回国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兼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并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又连续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还兼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和《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主编。1968年12月19日凌晨逝世，终年70岁。
着有《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庄周哲学之辩证观》、《中国宪政运动的过去与现在》、《论中国历史上的内乱与外患之关系》、《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论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史纲》、《中国历史概要》（与人合作）、《中国史纲要》等。
【3】【9】邓广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赞》，台湾《传记文学》第56卷，第3期。
【4】 《常德、桃源沦陷记》一文，重庆《中华论坛》1卷9期。1945年9月15日。
【5】中国民主同盟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聘函
敬启者，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关系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大。本代表团同人忝列末席，自揣学识谫陋，诚恐难荷重任，有负社会期望，因在开会期间，聘请顾问，以便集思广益，就教专家。素仰先生学界泰斗，热心国事，拟请担任本代表团顾问。敬希俞允，无任感盼！此
翦伯赞先生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办事处 元月10日
【6】向达（1900—1966）字觉明，署名方向，湖南溆浦人，1900年生。幼年入家乡小学，毕业后考入长沙明德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数理化部，一年后改学文史，转入高师文史部。1923年高师毕业后，入东南大学习历史。1924年毕业后，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临时编辑，旋任英文见习编辑、编辑。1930年任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赴英国，初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任交换馆员；后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研究敦煌卷子和太平天国文书。1937年夏，在柏林、巴黎等地博物馆、图书馆中，对流出国外之我国珍贵史料进行抄录和照相。1938年秋，回国赴湖南，应浙江大学史地系之聘赴广西宜山，任史地系教授，并整理从国外抄录之大量资料。1939年被北京大学文科所聘为中西交通史导师。1941年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约，赴河西敦煌，考察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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